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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人生-李氏兄弟传（17）
2007-01-28 2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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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荣国……”
过了年，母亲忽然咳嗽不止，她拗不过众人，只得再上医院，谁知竟查出患了肺癌，而且有腹水，已是晚期……
清明节后，母亲从医院回到家中，我知道医院已束手无策，难道我亲爱的妈妈真的要离开我们吗？不！不可以这样，我们怎可以没有你呢？妈妈！弟弟艰难地下到地上，亦走亦爬地向母亲的房间去了，他还艰难地为母亲倒了杯水，而我只有坐在炕上默默地听着他与妈***对话。我也是你的儿子呀！妈妈，我也要看你呀！妈妈！
“不要哭，小荣国”我仿佛听到母亲这样阻止我，“对，不可以哭，母亲肯定还会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与我说笑，她甚至还会给我讲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好听的故事，而且依旧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紧握着笔在纸上迅速勾勒出母亲的形象，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幅画，最好的……
1986年农历三月初十（阳历四月十八日星期五），晚八时许，母亲走了，离开了这个艰难的人世间。我就要哭，就要哭，就要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我就要弹，妈妈！为什么你不让我替你去，我已二十八岁了，这个世间我已呆够了，我替你去了，你还可以再活许多年，弟弟、妹妹的病或许会治好，他们一定会替我尽孝，让你享一享人间的天伦之乐，等您在人间享够了福，再到天堂去，你是那般圣洁、伟大，你是该进天堂的。我在阴间会常给您写信，我知道您会常惦记着我，不要紧，我们总会有办法相见的，下一世我还做您的儿子，不过这一次我将不再连累您，而是处处听您的话，不惹您生气，对您百般、千般、万般、亿般的好……妈妈！妈妈───
现实霸道地逼着你承认它的存在。弟弟的病更加重了，我的肌肉也更加萎缩，坐在炕桌前，我的头颈必须直立，稍微歪大了，就将难以扶正，伏案写作时，我明显地不如从前，整个身体缓缓地靠在桌子上，左臂缓缓地平放在桌上，右手一寸一寸地向桌子上的钢笔移去。握住了，终于握住了，然后再一寸一寸地挪到纸边，吃力地旋开笔帽，缓缓地竖起钢笔，在纸上缓缓地走动，这一连串的慢动作明显地比以前更慢多了，我知道，这是肌肉在作怪，它萎缩得无力以正常速度完成这套不起眼的动作。从此后，我将会更加艰难地写作，只要我还能握住笔，就必将写一下。
母亲逝世后，我和弟弟一度悲伤的欲自杀，我暗藏已久的那块雄黄几乎排上了用场。早年间，我学制黄药时，就为自己准备下了这块雄黄，当时我曾见报上说：“雄黄见火毒如霜”想来这块雄黄是能结束我的生命。可是，其时，弟弟国程刚参加《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学习不久，这时，母亲生前为我们办得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他当时曾嘱咐我们：“要给她争气。”如今，函授刚开了头，就自杀谢世，又有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母亲呢？
国程曾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当作习作寄到了《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负责辅导的003号老师，每一次都认真批阅习作，对我们的写作帮助特别大。如果说舅舅是我们在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他使我们分清了学生作文与真正文学作品的区别，那么这位003号老师就使我们步入了文学殿堂，最终使我们的作品走向成功与成熟。而更加幸运的是，这位老师在得知我们残疾的情况后，特地提笔写信给我们以鼓励。这一次，母亲去世后，她来信亲切地给我们以安慰，热切地教导我们要振作，要正确看待人生和不幸。“多少比你们不幸的人都在努力着……”老师这样说。这些话给我们精神上以很大的鼓励。每每收到老师的信，就会心情激动，手捧着那信，就会感到浑身突然间生出了无穷的力量，什么病魔，什么困难，有什么资格能够左右我们……
后来，国程写信提出一个非份的要求：希望知道老师的姓名，老师很快回信说，她叫周达宝，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
这样一位好人，远在北京，却给了我们以母亲一样地关怀，失去的母爱重新得到了。我们真希望见到她。国程常激动地说：“在她身边喊上一声周妈妈，听到她的回答，那将是世上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十几年后，国程虽未见到她，却真的激动不已地喊了声“周妈妈───”而她的回答，也真的让弟弟听到了，那是后事……
母亲逝世后半年多，我的小说处女作《荠菜村的英雄》发表于《文朋诗友》刊物，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文章《我的习作发表了》并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这是从开始搞文学八年来，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地喜悦，八年来，我不间断地写，相信字数早已超过了百万，这胜利的喜悦是用母亲的生命，我的泪换来的，妈妈，您放心吧！儿子不会让您失望。
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我的第二个长篇小说《乡村小院》。每天早晨，国程艰难地扶起我（或者是父亲、哥哥、妹妹、奶奶，总之有一个人将我扶起）。象征性的吃过饭（是的，我吃得那点饭，真是象征性的，恐怕我的胃也萎缩得很小，它盛不下太多的食物），艰难地握住笔，走进了《乡村小院》，写到兴奋处，我将笔一丢，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再看那笔竟然只在桌子上一点，一串筋斗高台跳水般扎到了地上。我冲弟弟歉然一笑，弟弟也放下手中的笔（这期间，他的作品也开始发表，而且较我的要多，要好），说：“二哥，又要试试我下炕拾笔是不是如探囊取物了。”说着，他将他的笔缓慢地递过来，然后艰难地起身探囊取物去了。我应该好好感谢弟弟，他的病较我要轻，他几乎能够自立，我却不行，起床要人扶，吃饭虽不用人喂，大小便却要人接送，真是吃得，却拉尿不得，近十年来，除了母亲、父亲给我接送大小便最多外，弟弟给我接送的也很是不少，他曾十分敬服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吃饭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拉屎果然有故事，而且还相当刺激。”
我继续写我的小说，这是我每天生活的全部，我不怕肌肉继续萎缩，我不怕衣袖渐宽带风，死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这样活着吗？没有朋友记得我，也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在炕上写作近十年以来，从没有朋友记得我来看我，我还不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嘛！生活如果没有艰难，反而失去了许多趣味，不是吗？
1987年，我和弟弟在收音机内听到中央台的《残疾人生活》新栏目，很兴奋，捉笔小试，到了4月28日，我们如约打开收音机，呀！听到了自己的文章《自强不息，努力生活》原来听自己的文章会一下子变得心花怒放。即使起先心情不好，也会一下子让你变好，因为8月28日的《牺牲精神与健残婚姻》中，我就心有体会。后来，我与弟弟商量着不妨继续向收音机求教，于是一封向中央台求教文学创作的信发出了，它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我们拭目以待。
一天，写到了《乡村小院》的悲伤之处，我忽然连喷了三口鲜血。我吓了一跳，弟弟也吓了一跳，虽然我们都没能起来，这一跳却真得令人恐怖。许久之后，我将笔一掷大声说：“什么衣带渐宽终不悔，难道我要累死不成，我不写了，不写了，不能让他累死，不能。”
谁说死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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