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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人生-李氏兄弟传（11）
2007-01-24 18: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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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弟弟学习上在班级中只是中游偏上水平，不能说好，但弟弟在“批林批孔”时写的作文，又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级里念过，并用毛笔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墙上，这就是弟弟，总是能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然而对于辍学，弟弟又看得尤其严重，感到特别的不幸。这是除了母亲去世，弟弟一生中又一件最痛苦的事。但弟弟却又是自动辍学的。当时，班主任把弟弟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六年级就要迁到离村五里远的义疃店联中去了，让弟弟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怎么办，其实，那意思很明显了，弟弟不傻。弟弟如果非要去念，老师当然不会不让去。弟弟回来后没有同父母商量，只跟我说了以后不上学不念书了。
我当时非常吃惊，问：“为什么？”说这话时，弟弟的眼泪已掉了下来，在我印象中，弟弟是很少掉泪的，但这时却哭了，哽咽地说明原因。我听了一时不知所措，看着弟弟那份难过痛苦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病情严重得已辍学几年，连街门口都难已走到了，饱尝生活的磨难，深感命运对我们的残酷和不公。而同我们患一样病的妹妹又比弟弟还要早一年辍学，妹妹不知什么原因，病得比当时的我和弟弟更严重，三年小学都没念完，就不能去了。而弟弟的身体状况，若初中能一直在村子里，无疑弟弟会继续念下去可惜天不从人愿。
于是我狠狠地想：没事找事怎么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其实弟弟那个班级是村里唯一一个在村里学校念的六年级，名其曰：试点。结果试了仅半年，因师资和各方面的条件欠缺，只得结束）。搬，为什么偏偏又是去义疃店？要是还像我那阵在水沟头就好了，我想到去水沟头弟弟是不太成问题的，不但自己可以去，而且那时哥哥正在水沟头的木器厂上班，为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爸爸此时刚好调到县蔬菜公司工作，公司恰好在水沟头联中旁边，你说多么巧？无论哥哥还是爸爸都可以早上上班时把弟弟直接送到学校里，晚上下班时再接回来，多么好的事呀！可惜不管用了，这不能不说是弟弟的不幸、弟弟的悲哀。
我上联中的几个月，路上就经常碰上正在水沟头上班的我们这个家族的叔叔们以及其他的人，他们都会主动地把我用自行车驮到学校前，所以我现在马上想到了这层，而按我的性格，尤其是对自己尊敬的长辈，他们不主动提出来，无论如何我都不好意思先提出让他们捎上我的。哥哥和爸爸显然不用不好意思。那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叫李申秋的三十多岁的人，按辈份我当叫他大哥，我永远忘不了他。永远记得他用拉粪的地排车拉过我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天，路上十分泥泞难走。放学后，同学们都飞也似的走远了。我最怕这样的天，更怕滑倒，我知道滑倒是很难再爬起来的，可又不能不起来，另外更担心别人看到嘲笑，这样的心情可想而知。每每都是小心又小心，常常忍不住想哭，心想明天不上学了，等好了路不滑了再去，可第二天这想法又抛上了九霄云外，好在我运气好，似乎从未滑倒过。那天，我正捡路边长草不太滑的地方战战兢兢地走，李申秋大哥从后面拉着一地排车大粪走了过来，每天他都要去水沟头往村里拉大粪。我停下来，想等他过去后再走，到我跟前他竟也停下来，说：“看你走路费事的样子，我拉你一段路吧！”我一下红了脸，说实话那时特别想有谁能帮我一把，可是他的车我却不能坐，我为难地看着他，他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是怕臭吧？”我脸更红了，其实别说粪是装在木桶里，即便露在外面，真的臭不可闻，只要我能平安地回到家，我都不会拒绝的，问题是他人拉车本就费力，再加上我，我真不好意思。有他头句话我已经想掉泪了，再听他这样说，我自然不能拒绝，坐在车上，看他在前面吃力地拉着车，艰难地一步一步慢慢（比我快多了）走着，我心里既感激又惭愧……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竟然无能地叫一个人用装满粪的地排车拉着，唉！而这以后每碰上他，他又总是不肯放过让我坐上去……
“受人点滴恩，当以涌泉报。”我暗自发誓，凡帮助过我的人，，我一定要报答。可是，事至今日，又有那么多好心人全力以赴地帮助过我，我又报答过谁呢？
“二哥，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弟弟催问我。我不禁愣了愣，没想到我一下会想起那么多，我看着还在抽搐的弟弟。
“还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不念就不念吧！不念又不会死人，别那么没出息。”我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火，突然想骂人。当时我已十八岁，也是大人了，从我身上不是已很好的证明，即便念，又能念出什么结果，还不是眼巴巴地看着病情越来越重，眼巴巴地看着就要病瘫了，而谁也无能为力。
弟弟去了院子，说是去茅房（厕所）。这一去竟是半天，我正担心会不会出事，弟弟回来了。我一看心里一颤，赶紧把目光移开，但已看清弟弟两眼红肿，显然是躲进茅房里偷哭了一场，我异样凄然，小心地问：“你没事吧？”
弟弟说：“我没事了，我只是有点恨，越想越恨，早知道有这么一天，还不如开始就不念书了。”
我说：“早知道不出生不是更好。”随后又道，“算了，啥也别想了。”弟弟怔了怔：“可我还是恨。”弟弟强调说。但弟弟恨什么，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问，不过我却可以理解弟弟。那时候正是1979年，高考刚刚恢复，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希望，还有所有的欲望都刚刚煽动起来，燃烧起来。可是，弟弟偏偏在这个时候辍学了，犹如一棵刚经受了严寒的小树，在春风细雨的沐浴滋润下，正待茁壮成长，却突遭一阵狂风吹折，该是多么悲惨，多么不幸，又多么无奈啊！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原本就不牢固的天空，一下子倾斜了，我感到学校就像一艘大船，我与伙伴们一起登了上去，大家都在继续远航，去领略大千世界的风光美丽，我却被中途抛了下来，又回到原地，这不就被生活无情地抛弃了吗？今后还有什么希望呢？巨大的悲哀，从心底涌起，眼泪再也忍不住，一个人偷偷哭了半天……”弟弟对他的辍学，于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弟弟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辍学时的情景：“那时，我觉得我完了，书都不能念，还能干什么呢？从此我不敢再出门，我怕被人们看到我的不幸，更怕看到人们瞅我时的那种怪异和嘲笑的目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孤寂地坐在窗前，孤寂地看着窗外的一方蓝天，眼前没有友谊，没有欢乐，也没有笑声，有的只是不尽的苦闷、悲愁和无聊，可是，我还是不想出去……”
是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弟弟，街上没有自己可走的路，尽管到处是路，却容不下一个残疾人，于是弟弟唯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与我一起，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长达二十余年的陋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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