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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窗口人生-李氏兄弟传(8) 2007-01-23 19:22:00
  • 第四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因为病,我才有幸去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七十年代初,特别是当时对一个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来说,可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不是现在,别说北京了,人们简直连出国都不放在眼里。那时却连想都不敢想。我也没想我能去。虽然二爹住在北京,爷爷奶奶(奶奶当时正住在北京)去过北京,爸爸也去过北京,自己自然而然也产生过长大了要去北京的念头,更没少以此为资本在小伙伴们眼前炫耀过。但我没想到真的能去,而且这么快就实现了。为此母亲不知嘱咐了我多少该注意的,还找人专门为我做了套新衣服,是当时最为时兴的一种,学生蓝色三兜制服,为这件衣服,母亲不知找了几个人,才终于做成了。尽管我还只是个孩子,可母亲仍是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象模象样的。母亲说这不是在家里,这是去北京,是去毛主席住的地方。我问:“能看到毛主席吗?”母亲笑了:“能,你去看吧!等治好了病,你就住在北京,天天看毛主席。”从这句话上,不难看出母亲对我寄予的厚望,不仅对治病,更对以后出息光宗耀祖上,母亲都相信我会比哥哥和弟弟强,因为我们三兄弟中,数我聪明,学习好,又听话,会象二爹那样有出息。当时,听了母亲的话,我兴奋异常,见人就说:“我要去北京了,我的病就要治好了。”当然,北京还有治不好的病?接下来的几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心里想的就只有北京和毛主席。

    想不到真上北京那天,在去望城火车站的路上出了点事,这件事又是由家到水沟头这段路上发生的。那是1971年深秋的一天,阳光很好,午饭后妈妈送我和爸爸出了长长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是当时村北的一条东西大街,往西直通水沟头。在爸爸要用自行车驮我时,正好村里有人要去水沟头,提议先带我一程,于是我就上了他的自行车。行至水沟头时,有一段路紧靠着潴河河流,河在路南,路北是农田,路面变窄,路面比河流高近二米,农田又高出路面一尺多高。刚踏上这段路不久,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擦肩而过时,我下意识地把脚往后一缩,没想到脚后根捌进了车辐条里,自行车歪了歪,差点摔倒,我惊出一身冷汗,但所幸的是,我脚并没有受伤,只是鞋后帮由上至下被车辐条扭裂了口子,爸爸感慨地说:“你爷爷就是在这段路上捌坏了脚。”当时算起爷爷去世刚一年,那个带他的人也是个骑车新手,当时爷爷要下来,他说没事,结果爷爷的脚面顶着了高出路面的农田,脚后根捌进车辐条里,才伤得那么重。爸爸为此感到很不吉利,但没有再多说。到望城后,爸爸领我去了他的宿舍,硬是为我的脚上了点紫药水,又找出针线把鞋缝好,当时爸爸正是在火车站旁的煤建公司工作。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终于坐上火车出发了。我那是第一次坐火车,一天一夜的路程,没合一下眼,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风光山水,农田村庄,城镇楼房。然而,我又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去,竟彻底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彻底把我以前和以后的生活划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从我们兄弟患上了这种难缠的病开始,我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注定要遭受一生的磨难和痛苦,一生要在红与黑、伤与痛、生与死、灵与肉中挣扎,生活过早地教会了我们什么是人生,什么是不幸,什么是苦难。而弟弟常说的一句话是:命运不能选择,生活却要靠自己。又说:水是流的,血是热的,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是呀,命运安排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应该属于我们的一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能在一间黑屋子里的土炕上生活,但我们又没有屈服,没有一味地去顺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地去把握命运,努力地使命运低头,使人生无悔,使生活亮丽而灿烂。

      北京之行,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没能象弟弟那样一辍学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再没踏到外面那个五彩缤纷又纷繁复杂充满冷酷的世界一步。尽管那时弟弟还能出去,而且比我当时强多了,我不知这对弟弟来说,究竟时幸运还是不幸,但无疑弟弟因此失去了许多许多。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路上爸爸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北京时背着我赶车挤车和因为路滑难走也要背着我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从来没有的,虽然爸爸一向都很温和亲切,从没有骂过和打过我的,只要提的要求,能满足的也都从没说个不字,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从不敢跟爸爸过份亲热,连玩笑之类的话都不敢说,这可能是因为奶奶的缘故,从小就把我们管得严严的,对长辈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而爸爸虽然喜爱我们,但也不能有失做父亲的尊严,总是有分寸有尺度的。这就是我们家不能象其他家庭那样父子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其乐融融,所以父亲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受宠若惊,能不永远牢记、怀念吗?

      在北京看了许多名医和专家,对病却仍无明确诊断,唯一得到证实的是,我们的病可能是父母近亲结婚引起的,这里之所以用了可能,因为近亲结婚还从没有发现有患这种病的,出的大都是傻子、痴呆之类,可是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解释,这是唯一的一点收获。

    北京呀!北京,我的病没有治好也就算了,想不到最终没有见到毛主席。这是不是说,我最终是没有希望的,想一想与毛主席老人家已同处在一个城市,竟无缘相见。要是北京的某一个医生断然决定尝试着给我治一下病也好,先不去管能否治好,只要治治看,我就会有可能留在北京的时间长一些,那样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毛主席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专家和名医对我的病表示兴趣,于是我知道我的梦想破灭了,我的希望也没有了,那么我这个人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从北京回来,我就辍学了。是父亲和二爹商量后停了我学业的。当时我正在水沟头联中念初一,每天三里远的路虽然只往返一次(中午带饭不回来),但自己仍感力不从心,特别是风雨天,道路泥泞时,不念也就不念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我总是说念了五年书,其实是五年零三个月。要是我知道我以后会因生活所逼,不得不拿起笔,走自学文学的道路,说不定我会继续念下去的。而弟弟和我不仅病相同,命运相同,就连念的书多少也是一样,五年多一点。那时本来村里设有初中班的,但不到半年就搬到离村五里远的义疃店,于是弟弟也只好辍学。

      说实话,不念书,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难过,反而有种解放了自由感,这是当时读书无用论肆虐的年代造成的。但是因此又不能不有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说不清楚。心里一直想开学时到学校跟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一声,也告诉他们我去北京了。可是,又感到无法对老师和同学们开口,想到万一老师不允许我退学时,是念?还是不念?我拿不定主意。开学那天(当时正放秋假),我总感到有什么心思,不住由家里出来、进去,进去、出来。最后,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外,呆呆地看着远处的胡同口。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见到有学生放学出现在胡同口,逃命似的赶紧回到家中,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直到见到与我同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老师让她来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时,我把原因告诉她后,才如释重负般透了口气。

      开始几天,我也特别怕见到人,怕人们问起我为什么不上学了,这使我很难回答。我的脾气变得古怪起来,说话也常常带着讽刺和不近情理的味儿,若不是有去北京带给我的巨大激动和喜悦,不时有大人和伙伴问我一些去北京的情景、见闻,有种别人没有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说不定我也会象弟弟那样,从此再也没脸见人,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度此残生。这是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哼!你们看起来比我强,可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去过北京吗?看到过天安门吗?看到过长城吗?没有吧!可我看到了,还有更多……

      其实所有这些,我也只是坐在车上走马观花或远远地看了看。而在北京最深的印象是:车多人多楼多,还有那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门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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