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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当兵的日子(七)《电影组长》 发表于 2016-1-24 19:46:22

  • 长岛当兵的日子(七)《电影组长》

    说起当兵时候的那些事,不能不提及我们的电影组长王玉赏,他也是个青岛兵。王组长个子不高,瓜子脸,单眼皮,精瘦精瘦的身板,给人一个很干练的感觉。1961年当兵的时候,部队少见城市兵,之前的兵员大多来自农村,因为国家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农村征兵遇到了困难,61年便大批的从城市学生中征召新兵。又因为机遇,我被分配到29团团直电影组,能遇到一个青岛的老兵电影组长,也很算是他乡遇老乡,分外亲切。

    其实初见电影组长王玉赏,并不是在团直电影组,从我调到电影组,只听说有个组长叫王玉赏,但没见过此人,只听说王组长正在要塞区电影公司筹备要塞区电影训练班,这次要塞区要训练30多名新兵放映员,差不多每个团都要安排新招的新兵,接替已经超期服役的老兵。认识王组长就是在要塞区电影训练班上,训练班有两个主讲老师,王玉赏是其中之一,一个讲电工及电影扩大器的,一个讲电影放映机和发动发电机课程的,因为有些岛子还没有电,发电机是电影放映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是海岛放映员必学的功课之一。

    在训练班中,听到了一些王组长的身世。王组长1934年生人,出生在青岛,家住齐东路,出身资本家(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符号),1951年正值上高中的他,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抗美援朝,那年他17岁。因为年轻,也算是有较高文化(当时当兵的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没有被安排随大部队去前线,分配去了军校,学习电影放映,从此走上了部队专业技术兵种,做了一名专业电影放映工作者。据说他当放映员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整个要塞区就他们一个电影组,几个小青年放映员带上几部电影片子,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岛屿轮着放,大风天只要有船就要出发,放映员也是蛮艰苦的。到我们这代已经是每个团一个电影组了,像庙岛这样的驻守一个连队的岛子,已经配备了16毫米放映机,不用等团的电影组上岛,只要片子进了岛,自己连队就能看电影了。

    要塞区电影训练班,经过一个半月的高强度集训,我和同组的另一个小徐,回到29团接替了即将退役的老兵,正式上岗了。但王组长并没有因为结束训练班而返回单位。他其实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电影组以外工作,受邀到兄弟部队做教员,真正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这也造成领导对他有些不甚满意的看法。

    初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部队编制技术人员,类似于军内编制的技术员,军衔上既无杠杠也无星星,除了标识上一个扳子钳子,光板一个。后来技术兵种划成军官编制时,给他授了个准尉军衔,显然与他的军龄很不相称,我们团俱乐部主任和他是一个时代的放映员,已经是一杠两星的中尉,他却连个少尉都不是,自然与他的个人原因不无关系。

    曾听和他一起当兵的俱乐部主任说过:“小王(王玉赏)在军校上学时,曾经和同学打赌,有同学说眉毛剃掉了就再也不长了,王玉赏不服,认为眉毛和头发一样,剃掉后照样能长。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王组长把自己的眉毛剃了和战友打赌。但剃掉眉毛后,面貌十分难看,眼睛上面没了眉毛,出门总会吓人一跳,不得已先在原眉毛处画一条假的眉毛遮人眼。结果却落了个王玉赏“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虚荣爱美,嫌眉毛少画假眉毛,受了处分。这也给他日后的升迁设了障碍。

    听老兵们说,王组长擅长体操,练得一手好单双杠,按当时的话来说,能达到国家级健将的水平;同时他还会花样滑冰,这个我见过,有一次礼拜天,他不知从那儿弄来两双冰鞋,拉着我到寺后村南的冰面上教我滑冰。当时此后村到海边是一片荒滩,坑坑洼洼的积了好多水湾,冬天会结上冰,由于水湾不大,也不规则,也构不成大块的冰场,滑的时候需经常转弯。只见他在冰面上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旋转,灵活自如,确实滑的像一个专业的花样滑冰选手。还听老兵说,王组长的交谊舞跳的很棒,50年代末,部队也兴起一阵交谊舞热,每逢周六晚上要塞区俱乐部要举办舞会,邀请一些地方的女中学生参加,王组长必定场场不落,据说其舞姿很夺目。后来也被团里的领导认为不务正业,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

    虽然我们在部队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还是每年总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一起,由于放映员有两人就够用,他身为电影组长,在电影组也不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偶尔和我们一起修理机器、更换零件,做工十分细致。他不喝酒,却极度的吸烟,总吸那种用纸条卷了烟丝的羊角烟(我曾经吸羊角烟就是跟他学的),他因为有常年的胃痛病,干活的时候也是蹲在一个旮旯里,屁股坐在两只脚后跟上,尽量把身子卷起来,脑袋紧靠在两条腿的波凌盖中间,叼着自制的羊角烟,嘴角斜向一侧,眯缝着眼睛,尽量躲开袅袅上升的烟雾,研磨着放映机上一个小小的零件。做手工活的时候,他喜欢高高翘起他的小拇指,用拇指和食指夹着砂纸研磨工件,不吃饭是经常的,因为他总是胃痛。

    他从不同我们谈论青岛,也不谈论他的家庭。我们听说他为了和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在他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同他在青岛的资本家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我也没见他和青岛有书信来往,更不用说回青岛探亲了。1963年他娶了个烟台的高中毕业生媳妇(在当时他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没有举行婚礼,把媳妇领到长岛营房住在了一起,算是结了婚。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他从不同别人表达政治观点,也不关心政治。在那种政治表现第一的年代,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从不结交朋友。为人处世都是低调的,包括人生大事——结婚。

    在我退伍复原回青后的文革时期,毫无例外的他也复原了,按照部队哪里来回哪里的原则,他回到了青岛,安排到了四方机场,做了一名电气技术工人。那时他经常去我家,和我父母及长兄成了朋友。由于正值文革期间,我也住在厂内(楼山后)不常回家,极少和他见面,听说他并没有回他的齐东路(有他自家的老房子),四方机场给他安排了鞍山路的一间很小的平房安居,再后来听说他有了三个孩子,老婆没有工作,生活过得很窘迫。

    1971年我父母突然搬家,我便和他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见到他。应该是他到原住址找过我们,我们已经搬了,他也再没有打听到我的新家,我们却一直没有他的真正地址,当时的通讯联络也落后,都也没有联络方式,也怪我那时也没珍惜友谊,没有及时的寻找他。父母在世的时候还经常叨念:“小王(王玉赏)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他真是个好人”。我也很想念这位老组长,老战友,老大哥。我的内心一直很愧疚,我在青岛有家有父母有长兄,他在青岛没有亲人,只有我们两个青岛战友,但我没有给他帮助,在他的晚年也没有给他精神上安慰。

    去年我千方百计的找到他的原单位,找到退休办的办公人员,他们查了查王玉赏这个人,说这个人没有退休工资单,假若在这儿没有退休工资单,就说明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找到这儿就断了找他的线索,留下了战友间最大的遗憾。


    电影组长王玉赏,年轻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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