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双带着魔咒的红舞鞋
安徒生童话里曾讲述过一双红舞鞋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酷爱跳舞的少女,因经不起那双带着魔咒的红舞鞋的诱惑,穿着它翩翩起舞。没曾想那双红舞鞋载着她从日出跳到日落,从星辰满天跳到彩霞染红天际。那红舞鞋不让少女停下来,最终让她精疲力竭,付出了美丽的、年轻的生命。
每当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就会扼腕叹息,不只是为这个虚构故事里的少女,也为我周围一群不得不穿上无形的红舞鞋,披星戴月、辛苦恣睢在生活的大舞台上马不停蹄地舞蹈着的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有不少的朋友,相处得都不错。有同龄的,也有年轻一些的。说来很怪,与我处得好的,倒是比我年轻的朋友多于同龄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抑或是我留恋那年轻的时光?抑或是我赏识年轻人充满理想、热力四放……总之,我喜欢与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在一起,我就感到生活里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就算是不经意穿上了无形的红舞鞋,也要随着年轻的舞者去舞蹈。
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从吃国库粮的机关下海办公司,我觉得他就像是那个安徒生童话里的酷爱跳舞的少女,走火入魔地看上了那双红舞鞋一样,从此,他就告别了喝大茶、看报纸、听电话的安逸而平稳的生活模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停地旋转、舞蹈起来,他无法停顿下来,也不敢停顿下来,一俟停顿下来,他就会饿肚子,就会流落街头。且不说他是借款开办的公司,那笔账还不上,下场会比饿肚子还凄凉。
他只有不停地、苦涩地跳着这生活的舞蹈,终于跳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一方舞台。然而,他却更停不下来了,他的舞蹈已经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了,在他的身后有了几十个人的伴舞者,若是他停下来,就不是一个人饿肚子那么简单了。他只有跳下去,跳啊,跳啊,跳得不比安徒生童话里的少女旋转度少。
今年盛夏,他的痔疮犯了,苦不堪言。按说应该歇一歇了吧,可是,那无形的红舞鞋硬是不让他歇下来,在手术后的第二天,他痛苦地撅着屁股,摆弄着电脑,举着手机,遥控指挥着公司的业务工作。尚不到出院的日子,一天,我去病房探视,只见床位空空,一问,才知他溜号回公司处理业务去了。我想,假若他依然还在机关里工作,此举肯定会被表彰,一不小心弄个劳动模范当当也说不定呢!可惜他是个社会的舞蹈者,这些荣誉即便他想得到,也难有份儿。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戴大律师,更是心甘情愿穿上红舞鞋的。他与我相识得很早,交情笃深。他的舞蹈满天飞旋,时常就飞出了国境线。没见他有片刻的停顿。有时,突然想起给他打个电话,就会听到他说,大哥啊,我在北京呢!或者是我在香港呢!人家那是什么样的舞步?国标哪,都跳到首都——北京天安门;跳到国际大都市香港去了。
戴朋文不仅舞跳得好,还有一副天籁般的歌喉。他的歌不比专业歌手唱得差。一次,我带几个新朋友跟戴朋文一起喝酒,酒酣时,他便起身放歌,那迷人的歌声,使得几个朋友如醉如痴,交口称赞,啧啧不已,一个妙龄少女险些把持不住,欲上前拥抱,寻求签名呢。我想,倘若戴朋文在歌坛出道,这会儿怕是拥有一大群粉丝了,至于粉丝的名称可以起上一大串,或曰朋朋,或曰文文,或曰戴戴,就是叫做戴维斯也不为过。
有一年,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友,独自从英国归来回上海探亲,她在英国的一家很大的电视台工作,整日倾听、吆喝着英格里士,就想用母语聊聊天、唱唱歌。这么大的一个腕儿,得叫个人模狗样的高手来陪啊,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朋文兄,赶紧抄起了电话,心里在琢磨,这家伙千万别又舞到天边去了。不幸被我想中,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大哥啊,我在澳门呢。我悻悻地问,你到澳门做什么?豪赌啊!他说,还顾得豪赌,美得我!我在澳门大学读法律硕士,正在这里受教授们三堂会审的熬煎呢!
此刻的戴朋文在律师界已经混得很不错了,戴上了优秀律师的桂冠,还不止步,仍在无休止地舞蹈,还到澳门去蹦喳喳,害得我只好自己出马去会贵客,那晚,我叫国际舞者戴朋文弄得感慨万千,突然就怜悯起那个让英格里士搞得昏头胀脑的、在英国舞蹈的女士,格外动情地唱了一首叫做《缘》的歌。记得那歌词里有一句是:“挥一挥手,我不愿意你走……”直唱得那女士泪水一个劲地在眼窝里打转。
我之歌声比戴朋文差之千里,只因我用心去唱,故而也能打动人。唱歌有两种情形,一是凭靠技巧和嗓音去吼,一种是用心和情感让歌声从喉咙里流淌出来。后者当然也要有好的嗓音和一定的技巧,假若你是五音不全者,再动情,至多会变成类似地方戏柳腔哭坟那种效果。我想,我绝不能高估了我的歌唱,大概那位尊贵的女士在我的歌声里,听出了我们彼此都穿上了无形的红舞鞋的凄楚与无奈,尤其是她竟然背井离乡一家伙舞到了英国伦敦,想停又停不下来,不哭才怪呢!
是啊,穿上了无形的红舞鞋,当真有诸多的凄楚与无奈!我常常跟人说,做了这么多年的事,好歇歇了!我一定要趁身体还硬朗,到国外去转转,到国内山河大川去游游。说是这么说,至今未能实现。就拿去年来说,我本想好好休闲一番的,可一接上了创作任务,就连出来会会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时,我在一家小宾馆闭门造《大庄园》,忽闻女儿要给我的外孙断乳出国续学业,赶忙退房回到家中,在家中完成创作任务。白天,我夫人要上班,我在家中做保姆育婴的助手;晚上夫人归来,我要协助夫人看孩子。尽管我被称为作家,是驾驭语言文字的好手;尽管我夫人是高级语文教师,一辈子都在研究汉语言,然而,小外孙阳阳才八个月,不是能用语言规劝搞得定的,那得靠耐心和体力!
我的创作是从晚上九点半开始的。必须得帮夫人哄孩子睡下,然后才疲倦不堪地钻进书房,静下心来,开始创作。怪就怪我主动请缨抱孩子助他入睡,这孩子后来被我惯出了非我抱不睡的习惯。为了让他早早入睡,我由漫步改成了小跑,因为小跑具有颠簸力,效果是有了,可就又变成了非抱着跑不睡的功课。这下可惨了,每晚,我都要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至今,一年过去了,粗算起来,虽说没和红军搞了个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远,千里之外是跑出去了。
创作过程中我是基本不分心的,从晚上九点半左右到凌晨五点半,除非阳阳哭得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我是不出书房的。出不得的,我的创作协议是十二月底交付书稿,那时,已近十月,哪敢啊!这孩子也怪,无论哭成什么样子,只要一到我的怀里,渐渐就平静下来,啜泣着用小脚蹬我,让我跑步,等我跑将起来,他便舒坦得带着满脸的泪水,进入甜美的梦乡。
五点半后,我夫人就要起床做饭了,她在中学教书,要早走去看早自习。这一段,把她累得也不轻,没法子啊。夫人上班后,孩子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必须由我来带,一直等到上午七点半保姆踏进我的家门。将近上午八点,是我睡觉的时间,我只能睡四个小时,中午十二点前后就要起来,那是保姆给孩子做饭、喂饭的时间,还有,我和保姆也得吃饭呀。这空当,我需要看一个小时左右的孩子,直到下午一点半才能坐下来,写作到四点半。
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是我独立看孩子的时间。保姆下班走了,我不看也不行啊!这时间段,我已是高度疲倦,常常抱着孩子就做起了春秋大梦。坐着还好,要命的是阳阳有时必须让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说来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竟然能做到抱着孩子、睡着觉在满是家具、桌椅的屋子里梦游般地穿梭,不带碰着一件物品的,直到阳阳咿咿呀呀用小手去掰我的眼皮,我才打个寒噤,从梦里回到现实……
六点半左右,夫人就回来了,开始忙活晚饭。我们一起忙着喂孩子、填饱自己的肚子,然后哄孩子入睡,这也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直到孩子睡下,钟表的时针指向九点半,我捶着酸痛的腰肢,走进书房,开始了又一天的轮回。
我得承认,我不是铁打的。我的觉睡得太少,坐下来再想创作,创作欲望冲破了天,眼睛却不听使唤,它呀,老是想粘在一起。没法子,我只有喝浓咖啡。好在我在国外的亲戚,每年都给我稍来巴西特纯的那种咖啡,一杯不行,就来两杯,喝得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绿莹莹的像一头野狼,头脑的清晰度超乎寻常。应该承认,巴西不愧是盛产咖啡豆的国度,咖啡的质地好极了。我硬是靠咖啡支撑着完成了《大庄园》的创作。
不怕揭自己的短,在家里我是绝对惧内的,对夫人的话言听计从。俗话说得好,怕老婆有饭吃。这话不假。我已经修炼到了夫人说什么都听的最高境界。这一阶段,我夫人郑重地告诫我,黄舸啊,现在你是不敢生病,也不准生病!我习惯地回答,是。心里在想,还用你作指示?那敢呀,病倒了,孩子谁来带?作品怎能完成?
说来也怪,就是这么劳累,就是这么连轴转,听了夫人的话,就是没敢生病。有时,出现了生病的苗头,我就自己念叨,你不敢生病,你不准生病!病居然没有生在身上。有这么一种说法,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灶。三七开哪,自己完全可以不叫自己生病,是有理论根据的。说是这么说,也挺叫人心酸的。有这么一天,你连生病都不敢生了,那滋味也不是很好受的。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瘫软地倒在靠背椅上,没有一丝一毫完成创作后的那种轻松、愉悦、爽快和激动。虽然我也知道这本书是成功了,但是却充满了落寞、苦涩、失意和伤感。记得路遥在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激动得将笔一下子扔出了窗外,放声大嚎,泪如雨下。我却不能把电脑扔到楼下,不是不舍得,就连喘气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我也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是我不能哭,书房外还有一个年龄段正以哭为专长的男婴——外孙阳阳,一旦勾起他哭泣的欲望,我连抱他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好忍住泪水,让自己那颗可怜而孤寂的心默默地、愤然地嚎啕……
哦,那双带着魔咒的红舞鞋啊!
什么时候,我一定约上我的朋友们,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去,一起放声地、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哪怕就只有一回,哪怕哭完后依旧让那无形的红舞鞋载着我们继续跳舞,跳啊,跳啊地跳下去,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附一句赘言:《命运与运命》尚未写完,有待以后偷空完成。谢谢大家浏览我的博客——戴朋文忽悠我开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