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

小偷偷车牌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几个钱。车主为何能乖乖的给钱？问题就出在规则本身。以前申请一个新牌子，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开着无牌照的车上路被交警发现一次就是200元。也就是说，一旦车牌被盗，就意味着车主的车在半个月内不能上路。人都是会算计的，车主“养”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车“养”在自家车库里面。所以，比较而言，花钱消灾是值当的。所以，偷盗车牌的利润空间是规则创造的。

成长历程。

我的博客比较冷清，就像我的寝室一样，只有少数好友往来。对我而言，这种寂寞不是坏事。比如在这个温暖的冬日的下午，我可以安静的读书，可以冷静的思考，听着怀旧的老歌，品着淡淡的崂山茶……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么？我有两个博客，我更喜欢法天下的环境，那里更清净一些，更符合我的心境。

耐住寂寞，用心思考。

显然，谣言是一种“恶”，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欺诈行为。在网络时代，谣言通过网络的传播而左右舆论的视听，是谣言始作俑者、谣言传播者以及网络媒体之间的“共谋”。谣言的始作俑者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通过谣言进行某种破坏；信息的传播者或者是为了增加点击率，或者是急于与他人分享，或者是为了某种快感，而对发布信息真实性不加审查，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的甚至明知是谣言，还是将其冠以“传……”的字样加以传播。网络经营者则借此增加自身的知名度。在这种三方共赢的局面中，被愚弄的则是广大的受众和公共舆论。因此，从法理角度来看，此类行为就具有可罚性。

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那么，虚假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网络经营者和信息的传播者，或以赢利为目的，或以与他人分享为目的，发布和传播虚假信息。这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此类行为具有可罚性。”山东大学法学院王林敏博士说。

用现代性的眼光审视当下中国，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比如，“网络暴民”现象、比如食品安全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比如律师等法律人的道德危机，等等，这些事实上都是“现代性的后果”。

德国学者考夫曼说，法哲学研究需要难题意识。其实，法学研究的任何分支，包括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的研究都要有难题意识，没有难题意识的学者，是很难有学术上的建树的。考夫曼所讲的“难题意识”，是指学术研究的本身的理论难度，也就是说，某个问题不是一般人、一般大脑所能够思考的、能够解决的，所以成为难题。比如，关于“正义”问题，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探讨的，搞不好就会画虎成猫，因为这个题目基本上是无解的——当然，它也是多解的。

因此，以学术为业，首先要掂量好自己的斤两，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域和问题。如果不量力而为，即使某个问题再具有意义，但对于自己而言，则只能是竹篮打水；假如自己选择的问题不幸是个假问题，陷入泥潭、走入死胡同，就更惨了

在《论民间法的识别》中，作者王林敏自民间规则（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这一基本的法理出发，强调这种结论，仅仅解决了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合法性前提，并没有解决其进入司法的技术前提。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民间规则作为法律渊源，不像国家法律作为法律渊源那样，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散落在民间交往世界的那么多民间规则，在涉及到具体案件时，究竟哪些能成为司法裁判的参照？哪些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参照？甄别的根据和标准何在？特别是，那些能够作为具体案件裁判参照的民间规则，要运用何种手段、方式和程序才能最终成为司法裁判的规范和依据？这样的问题，被作者称之为民间法的识别。

人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人是社会关系的动物”。如果这个关于人的界定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可以继续追问和推论的是：人究竟是依凭什么样的逻辑，进行关系交往的？在本期刊出的王林敏的《社会安排与个体行为：“关系”规则的存在基础》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关系规则”这个概念。并就“关系规则”存在的人性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做出了有效阐释。当然，作者所谓的“关系规则”，定位于国家正式法之外，类似于吴思所谓“潜规则”；也类似于罗豪才所谓“软法律”。总之，是国家正式法之外的秩序安排体系。

又是一年毕业时，校园里荡漾着离别的气息，总给人莫名的伤感。

贫民的习惯权利虽然符合应然的法权关系，却与现实的统治者的法律相悖。相似的，在表面上，正如林教授所指出的，公民的取水权与国家的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相悖。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凸显了一个权利冲突的问题。即公民的用水权与国家对水流的所有权的冲突问题。与马克思笔下的贫民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公民生活在一个没有贵族的时代，因此，中国公民取自然状态下的水（注意：不是水流）不太可能遭到起诉，这是万幸的。但是即使遭到起诉，我们也可以在法理上找到解决权利冲突的办法。

也许，对老一辈的法律人而言，身体上的劳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国法学和法律精神的传承。为了这种传承，他们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是中国法学的载体，如果没有他们这一代法律人的智慧，法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承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表率则每每感动着、熏陶着年轻的一代，正像在这几次讲座中的情形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李步云先生，感谢老一辈的法律人。

事实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法律的模型和期待，它们来自电视、报纸、个人经验、家庭历史和其他来源。教授们努力从混乱中得到秩序，在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寻求意义。普通法的首要秩序是遵循先例，这意味着法院将对同样的案件做出同样的判决。

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谈司法独立仿佛是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但是揆诸历史、特别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时，却可以发现中国司法独立的一些端倪，此人就是被誉为“法制冰人”的沈家本。

如果没有那么多管理人员晃来晃去；如果管理人员只是做些辅助工作而不那么赤裸裸的向金钱看齐。对于很多不那么富裕的香客而言，可能就不会过于局促和尴尬。信仰本来是个人事务，参拜神灵本来也是个人事务，旁边多了一个据说是“懂得”信仰系统的人的有偿指导，就把无力购买这种指导的人拒之一边了。信仰系统被垄断了，成为一种特权。在有些庙宇、有些时候，在管理人员对香客干涉不多时，拜神者自在的参拜神灵，真正自愿的捐献香火。有钱人毫不心疼的抛出百元大钞；而没钱的人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在青帝宫，我曾看到有人捐献一元的纸币，而且很明显，这些一元纸币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如果旁边没有人注视着，自己即使不捐钱也并不觉得很尴尬，自己欠神仙人情，那是自己和神仙之间的事情，将来自己发达或者许愿灵验，自然会还愿。但是，旁边多了个人念念有词、指手画脚，自己和神仙之间的事务有了第三人插足，事情就变得负杂了。

通常女人们一逛就是一个下午，津津有味；一个店铺接着一个店铺恐怕漏掉什么，就像有什么宝藏在等着她们发掘；一件衣服接着一件衣服的试穿而乐此不疲。仔细地比较、询价、侃价，最后还闹不准要空手而归，当然，有所斩获再好不过——似乎人生的全部快乐都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女人的这种快乐无疑是建立在男人的痛苦之上的。平常最为常见的情景是，女人兴高采烈的试衣服，而男人则愁眉苦脸的提着包；偶尔勉为其难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通常则是毫无立场的表示同意，求得是早点脱离苦海。衣服鞋子是否好看、价格高低都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表示同意能够早点获得解脱。

让我们为事故的死难者祈祷；为中国的稳定与和谐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