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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海·申城行思录]韬奋纪念馆: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奋斗不息” 发表于 2017-5-22 14:20:40

  • [路上海·申城行思录]

    韬奋纪念馆: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奋斗不息”

    在重庆南路上驻足,看到南北高架下“韬奋纪念馆”的路牌,褐底白字,很是醒目,心里漠然惊异。以前隐隐约约听说邹韬奋先生的故居就在合肥路一带,上次在合肥路上曾专门寻找,一无所获,却不想有此意外偶遇。前后仔细端详,原来需要从合肥路和重庆南路交界口右转。虽然离合肥路很近,但门牌号却是重庆南路的,难怪上一次走了整条合肥路都没有找到。


    顺着指示牌上的箭头方向,看到一溜排的沿街门面,从重庆南路205弄的大门进去,前行不足5053号即是纪念馆,54号则是他的故居。阳光正好,风和日丽。有道是“南风树树熟枇杷”,几户人家的小院里栽种的几株枇杷树带着金黄色的果实在阳光下郁郁葱葱,给单调的弄堂增添了几许生气。站在韬奋纪念馆前,心里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感慨。我没有马上进去,而是站在弄堂里遥想韬奋先生当年是怎样地出入这里,带着怎样的心情创办《生活》周刊,而又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生活。这个命运多桀,历经坎坷的杰出新闻记者的“新闻理想”从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开始扶摇直上。经他革新之后的《生活》周刊以崭新的面貌立于读者面前,其办刊宗旨确立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独坐“冷板凳”自学考试攻读复旦大学新闻学的时候,曾经专门读过上世纪30年代的《生活周刊》,字里行间闪现的思辩和智慧之光令人钦佩。即使放到现在来读,其理念之新鲜依然毫不过时,其思想之光华依然毫不暗淡。

    任何一个对中国新闻史略有了解和熟悉的人,对邹韬奋的名字想必都不会陌生,更不可无视。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韬奋其实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邹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用意为一面“韬光养晦”,一面“奋斗不息”。邹韬奋集新闻出版、记者和政论于一身,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等地主办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等数种刊物,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并且还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也即三联书店的前身。他自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也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今天,以邹韬奋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我国出版界最高的奖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个奖项“韬奋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所以,对于大学学新闻专业,曾经从事过新闻后又放弃新闻的我来说,能亲身来到邹韬奋纪念馆和他的故居,个中滋味溢于胸中,内心怀着无限地敬重与拜谒。

    在纪念馆里,可以看到邹韬奋各个时期的作品和用过的器物,二楼转角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在旧上海的租界区,很多文人租不起条件好的独栋住宅,往往就蜗居在亭子间里从事写作,通常他们被称为“亭子间作家”。《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集》就是在亭子间里写成的。当时鲁迅住在上海闸北四川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的区域,即所谓“半租界”。鲁迅先生因此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成“且介”,以表憎恨。“且介亭”表明这些杂文是在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间里写就,暗含讽刺国民党统治下的“半殖民地”之意。邹韬奋先生一生著作无数,他在亭子间写过哪些文章尽管不得而知,可是看着纪念馆里展出的他的那些手稿、遗物、文件、书信和日常用品,一个知识分子肩负正义、责任与使命参与时事,以一己之力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不畏强权和艰险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恐怕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令人敬佩和敬仰的因素。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不仅仅是张爱玲笔小的女人旗袍和小资情调。在人民倍受欺侮,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一个心系国土,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根本无暇风月。说邹韬奋,就不能不说“七君子”。发生在1936年11月上海的七君子时间,是影响中国现代史走向的重要历史实践。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尚未形成统一抗战局面时,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民族团结一致御侮。为此,他们遭到统治当局的拘捕、关押,引起国内外关注,声援和救援持续不断,宋庆玲、爱因斯坦和杜威等中外名人也加入营救队伍,从而直接引发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在纪念馆里,也有“七君子”事件的相应文件陈列,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历史似乎并不遥远。回眸寻觅他们的足迹,感怀他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真谛,历史的真谛是在历史中既懂得过去,又知道未来。用德国学者耶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

    先辈精神长存不是对先辈的要求,而是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希望。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当下的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狠抓“经济效益”的今天,相对于部分知识分子一味充当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现象,“七君子”也好,邹韬奋也好,不啻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性担当的范本。韬奋五次流亡,命运跌宕起伏,但“初心”一直矢志不渝。在韬奋纪念馆里,看到他最后的遗著——《患难余生记》的手稿,这本书真的是他以生命为代价而写成的。1943年,邹韬奋秘密回到上海治病,面对日寇控制下的魔窟上海,他在病榻之上都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面对敌人的屠刀不曾倒下的邹韬奋,终究抵挡不了病魔的侵蚀。1944年7月24日与世长辞,他走的时候只有49岁。当年“七君子”之一,身在重庆的章乃器得知噩耗后深情地写道:“邹韬奋之死所给我的感想不是哀伤,而是悲愤。我所悲愤的是社会太残酷,太虚伪,使一个纯洁而富于热情的人难以生存。”要离开纪念馆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潘大明所著《长河秋歌七君子》一书中章乃器的这段话,一时感慨唏嘘——为韬奋先生的“生活”,也为我们面对的生活。

    纵观邹韬奋的一生,那是一个物质生活匮乏和生存环境险恶的时代,然而精神的支柱和精神的磨砺却使其坚强。他从一个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权势背景的穷学生,一步步发展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出版机构领导者和卓越的产业经营管理者,邹韬奋身上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之精神是任何成功都必备的素质。在任何时候,敢于向命运做挑战,不为名利所诱惑,即使物质生活富足也坚守最初的信仰,不丧失精神的遒劲与刚强,始终追求大写的人生才是一个人终身受益的真正财富。在社会尚且苦难丛生的岁月里,都有如此纯粹的人在追逐人生的价值,那么在如今生活舒适,物质条件优越的年代,我们竟然不知所措地迷失掉自己的方向,找不到自己前行的道路,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走出纪念馆,我从门口拿了一个书签——那是送给所有参观者的纪念品,上面印有邹韬奋的头像和他说过的话:“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和现实联系起来的读书——这是大家努力求进步的重要途径。”怀揣这枚书签,大踏步出门,我坚信,在任何时期,追逐真理和理想的人会获得生命尽头最高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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