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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 发表于 2017-4-5 11:59:49

  • 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

    “一九八四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
    青年诗人董玉方根据父亲的日记创作一首了《父亲写的散文诗》,经歌手许飞谱曲并演唱后,被李健翻唱。随着音乐的缓缓流淌,听着听着,我的眼泪扑簌簌的流下来。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了,每一次想起父亲,内心都是五味杂陈,隐隐作痛。
    许多年以前,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父亲比喻为一座山,一座沉默不语的山。因为人生的遭遇和生活波折,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一直沉默寡言,甚至不苟言笑。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父亲的内向。我们家姊妹六人,平常只有父母老两口在家,大多数的时候,父亲从来不主动接我们的电话。我有时候故意逗他开心,在电话里与母亲聊完后总是要追问上一句:“我爸呢?”这时母亲会把话筒递给父亲,一小段悉悉窣窣的声音之后,父亲会接过话筒。我喊一声“爸爸”,他用微颤地声音答应一声,然后告诉我他没事,让我放心。他的“名言”就是“你要在外面好好干”。接着,他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命令”我:“电话挂了吧!”父亲的沉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令人心碎——他走得匆忙而突然,什么话都没有留下。
    除却小时候的记忆,我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依赖。我17岁离开家乡外出谋生,近30年来我很少回家,所以和父亲的交集其实并不是很多。记忆中和父亲最完整的一天应该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从生产队分到一头健壮的母牛。自此,放牛和喂牛成了我上学之外的主要任务。后来这头老牛生了一头小牛,小牛长大以后,父亲带我去县城卖牛。从我们家到县城大约有30里地,我和父亲凌晨三点出发,牵着老牛赶着小牛步行前往。赶着天亮后到达县城的交易市场,我照看这牛,父亲跟人侃价。临近中午的时候牛很顺利地卖掉了,父亲很高兴,他把老牛寄存在市场,带我去县城有名的饭店吃了一顿包子,下午又带我去澡堂里泡了一个热水澡。那是我第一次到县城,也是第一次洗热水澡,一天往返将近60里地,又赶着天黑回家。虽然很疲惫,但县城的繁华让我兴奋。

    据母亲回忆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受爷爷和奶奶娇惯。她嫁过来以后,父亲晚上出去打牌,奶奶还会把炒熟的花生剥去外壳放在炕头暖着,等着父亲半夜回家来吃。可惜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奶奶已经过世,无法知道父亲更多的故事。我后来想,如果没有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父亲的一生也许会过得风声水起。文革之前,父亲在供销社工作,那大概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时期。我在青岛工作的时候,父亲曾经带我去拜访过他多年前的一个老同事,据说当时是他的下属。我那时才知道,父亲当时也是混到“经理”的级别。父亲的同事对我回忆说:“你爸爸当年可厉害了,卖布根本不用尺子。他扯起布匹,胳膊一伸展,在肩膀上比量一下就知道尺寸。”说到此处,我看见父亲只是木讷地笑了笑,脸上舒展了难得的快意。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的“特殊技能”。人生并非想象中的辉煌,也许对于年迈的父亲,过去的一切都已经微不足道了。

    父亲是家里的独子,算是单传,他唯一的一个姊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在解放前随丈夫去了台湾。这件事给我们整个家族成员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文革”开始后,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成了“黑五类”、“逃台户”,厄运就此开始。早年的父亲又抽烟又喝酒,并且喝酒还专喝高度白酒。母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出去赴宴经常喝醉,一喝醉了就回家哭。哥哥姐姐们证实确有此事,不过我没有见过。或许见过也忘记了,毕竟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5岁了。一个45岁的男人,不管再遇到什么沟和坎,是不会再轻易去哭的。我唯一见到父亲的一次伤心地哭,是台湾的姑姑去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在家里号啕大哭。一瞬间,两岸骨肉分离40多年的恩恩怨怨和爱与恨都化为随风往事。时代的烙印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影响一个人的心路历程,经历过“文革”那些灰暗阴冷的岁月,进入晚年的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郁郁寡欢。

    或许正是“文革”期间的奚落遭遇而导致的人生变故,父亲后半生做事显得特别谨小慎微,对于我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人生选择,他很是看不惯。1991年我通过招工进了青岛的一家海洋渔业公司工作,父亲很高兴,觉得我一辈子总算有了安稳的去处。可我不希望自己的一生就在渔轮上度过。出海三年后的1994年12月,我决定报名参军。父亲起初有点不高兴,他觉得我已经有了不错的单位和稳定的工作,不希望我再出去“瞎折腾”了。然而我去意已决,腿长在我自己身上,他终究是没有办法阻拦。到了部队后,因为超龄我无缘军校之梦,服役四年后的1998年12月,我退伍重回青岛。按照政策,我必须再回原来工作过的海洋渔业公司上班。可我不甘心,放弃了政府分配,自谋职业。那段时间是我人生当中的最低谷,我每天带着简历和自学考试的大学毕业证书,往返村庄和青岛之间四处找工作。父亲很不开心,以为我“不务正业”,斥责我“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我知道,父亲心疼我出去找工作花去的开销。

    几经辗转之后,我通过应聘被青岛啤酒公司录用。1999年3月,我正式到位于青岛五四广场的青岛啤酒大厦上班。父亲起初不相信,在我事先不知的情况下和母亲一起到青岛看我。我领着他到了我的办公室,带他参观了豪华智能的青岛啤酒大厦写字楼。他对带电子感应器的小便池最感兴趣,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体一靠近,小便池的水就会哗哗地流出来。午饭后,我带父母在海边广场散步,父亲又嘱咐我要在这里好好干。我故意揶揄他:“你不是不愿意我折腾,让我回渔业公司上班吗?”父亲便有些不好意思,我则继续喃喃地说:“暂时先干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又走了。”父亲立即吃惊地跳了起来,不顾身旁的母亲朝我叫嚷:“这么好的单位,你还要去哪里?!”我当时并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只是把目光投向大海的最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里并非我的最终理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也并非是信口开河。2006年,我义无反顾地从青岛啤酒公司辞职,正式脱离体制内国有企业的束缚,自行创业。为此父亲很生气,他对我的做法始终不能理解。

    事实上,父亲除了行事小心谨慎,性格也孤僻固执。我2000年结婚后在青岛买了房子,建议父母一起到青岛来住,但是父亲不肯。只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偶尔过来小住几天。后来我有了女儿,母亲不得不来青岛帮助照看孙女,可父亲就是不来,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呆在老家。这样母亲就要两头跑,两头牵挂。我几次劝说和动员,然终究没有效果。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就是不同意到青岛来住,哪怕我后来又购买了多余的房子,他也宁愿空着也不来。这其实就决定了父亲最后的走向,他有老气管炎的毛病,年龄越大越需要优越的条件来调养。可是他在农村,一年四季都要生煤烟炉子,日日烟熏火燎,病情自然加重。

    也许是上天早有安排,也许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就在我退伍12年以后的2010年8月,我又只身离开青岛重返上海发展。彼时我已经37岁,一下子舍弃青岛的所有,重新从零开始,在某种意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地决定。对谁都难以理解,更别说保守的父亲。我知道,父亲临终都不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么不听话地喜欢折腾。2012年,我在上海买了新房后,拖妻带女正式告别青岛举家迁徙搬到了上海。一切安顿之后我准备接父亲来住,他一生还没有到过上海。可这时他已年迈,担心受不了旅途劳顿之苦,终究未能成行。

    我自离开家乡踏上不归路,20多年如一日,不敢有丝毫懈怠,努力工作,期待自己强大,有能力让父母生活的更好。2014年,我借回老家过年之际,我在县城为父母物色了一套两居室,计划装修后让父母搬进去。可是父亲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农历腊月二十四,他的生命定格在一个阴冷的下午。父亲去世了,享年86岁。而我远在上海,就此错过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面。也许,正应了古人的那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

    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父亲留给我的只是沉默的木讷,还有我未尽地遗憾。清明时节,怀念父亲。父亲的生命在寒冬谢幕,现在春天又来,如果生命真有轮回,我想父亲也一定能感知到春回大地的温暖。南国无所有,遥寄一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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