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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风骨——读《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发表于 2017-1-11 10:57:18

  • 知识分子的风骨
    ——读《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在北上的高铁上,读完潘大明的《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合上书页,看着飞速旋转的平原大地,难掩内心的悲戚与落寞。
    张爱玲的小说风靡至今,她笔下的旧上海一度让许多人为之沉醉和向往。然而,就在张爱玲笔下海派旗袍和小资情调摇曳交错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批坚定自己的思想、不畏强权政治,不屈艰难困苦的知识分子以“铁肩”担“道义”,自主发起救国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民族危亡,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1936年11月23日,统治当局批捕关押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成员,世称“七君子事件”,一时社会哗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在七君子落难和关押期间,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等中外名人纷纷呼吁,参与声援和营救。
    80年风云变幻,我们提起七君子,往往会把他们与爱国救国,促进国共合作,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固然,这些“看得见”的有形态势是历史的宝贵财富,然而更值得大书特书的确是七君子的人格精神。纵观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人生轨迹随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起伏调整,可是他们所具有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勇于表达和斗争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性格、不为名利所诱惑,敢于与命运作挑战的献身精神所给予我们的启迪、力量和智慧,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更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无形的东西比之那些有形的东西,要重要的多。
    《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一书以历史发展的视角,整合史料和珍贵的口述录音资料,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解释时间发生的必然和七君子的成长心路。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金融、法律、新闻出版等不同领域的佼佼者。所以,读这本书,我们一定要抛开七君子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人士的政治属性,还原他们“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貌。在一个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是最不应该缺失的群体,他们对社会又不可小觑的监督和影响作用。法学家江平一直是受学界敬重的知识分子,年已古稀的她至今仍然坚持演讲和授课,为中国的法制化进程而鼓与呼。他的新书《我所能作的是呐喊》获新京报年度图书提名,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用‘呐喊’这个词,就是说要有声音,又自己独立的声音。我们国家舆论还不是那么畅通,要让老百姓又发言的权利。”所以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不应是为某个阶级服务,也不应是为某个人某个利益群体服务,而是为推进社会进步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救国会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宣布解散,除了已经牺牲的邹韬奋和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随着时代又开启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特别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的悲惨遭遇,读来令人唏嘘。或许是出于政治的敏感性,本书的作者也没有对这一时期他们的活动展开论述。想来,这是本书的不足和遗憾。就像江平所说:“知识分子终究有一个命运的概念,家事国事天下事,终究会关心,你和这个命运终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恐怕是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感情。”在艰苦恶劣的战争年代,七君子以大义禀然之气奔走呼号,展现了他们独立的判断和见解,但是在和平年代,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想来这也是一种悲哀!
    先辈精神永存是对我们活着的人的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精神与人格力量,这是需要时代思考的问题。相对于当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为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现象,七君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性担当的范本。此处分享曼德拉的一段话:“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抹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宁做干将,不做清流!
    《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封面

    1936年以及那个深夜

    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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