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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里的天地人生——黄玉峰教授在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的演讲 发表于 2014-5-10 7:36:46

  • 汉字里的天地人生

    ——黄玉峰教授在上海市干部培训中心的演讲

    继“国学热”之后,近来又悄悄地兴起一股“汉字热”。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大会》创造了连主办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收视纪录。近期正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我爱汉字美》更是得到普遍好评,类似节目纷纷跟进。这说明大众似乎已经厌倦了各类选秀节目,而把自己的关注、热情和崇敬转移到了知识与文化上。这反映出,我们现在太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了,以至于相关节目只要稍微办得不错,就可以令人瞩目。

    和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并不一定要组成词汇、句子才有意义。单一的汉字,就兼容了音美、形美和意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一个篆书的“京”字就能化身为一套最完美的徽标设计,而这仅仅是“形美”的一方面而已。这种高度的凝练浓缩,使得每一个字都有满满的容量和内涵。

    一字一历史,一字一故事。我们的汉字是一种能以小见大的全息语言,一个小小的部分即包含了有关整体的全部信息。现代生物学发现,生命的密码都藏在基因里。只要撷取一个小小的细胞,无论是来自头发梢还是脚后跟,都可以解读出这个生命的全部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DNA代代相传。我们汉民族在生理上继承了祖先的基因;在文化上,同样领受着先人的馈赠。而这同样被代代相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就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汉字里。文化的基因和生理意义上的基因一样,融化在血液里,融化在每一寸身体发肤里,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审视自己的文化基因,发现它很美,丰富而纯粹。随着教育的普及和计算机输入技术的进步,汉字复杂的图案形式已经不再是缺陷,而愈发散发出令人着迷的青春魅力。那么,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一种价值观?有没有可能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奇迹?

    今天我想通过几个字,解读这些字里所包含的文化密码,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祖先对天地人生的看法和思考。也借着这几个汉字,让我们再一次审视一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兼容性。

    天地之间“人”为大

    当年造字的祖先对“大”的理解,超越了物理空间上的大和小。他们看到了人在思想和精神上的伟大,于是把人提到了这样高的地位

    我们先从“人”字谈起。甲骨文里“人”字是一个侧面的形象,仿佛一个正在辛勤劳作的人。

    人是这世上唯一能够跳出主观视角来反省和思考自身的生灵。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前的石碑上就刻着一句神谕,“人啊,认识你自己”。造出这个侧面的“人”字的时候,我们中华文明的祖先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文明一样,开始思索“人”为何物。

    《说文解字》里对“人”字的解释令人震撼:“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这个说法来自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中,处处可见从根本上对人和人性的肯定。《尚书》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论语》中记载了当孔圣人知道马厩着火,首先问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的损失。中国文化肯定人的高贵和伟大,所以伟大的“大”也是根据人的形象所造的。

    “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展开四肢的人。这个字的创造更明确地传达了我们祖先的一种信念。要知道古人并非没有见过“大”的东西,别说巍巍高山、浩浩河川,就连地里的一头牛也比人要“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创造“大”字的时候要以人为模特?

    《说文解字》对“大”字的解释是:“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个说法出自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老子看来,人和天、地、道(宇宙最高的规律)是并列的,并称为“四大”。看来,当年造字的祖先对“大”的理解,超越了物理空间上的大和小。他们看到了人在思想和精神上的伟大,于是把人提到了这样高的地位。

    和“大”字类似的,是“大丈夫”的“夫”字。《说文解字》解释说,“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在人的头上插了一根簪子,更显得郑重。古代男子20岁成年,就要盘起头发、插一根簪子,象征他不再是个男孩,而是一个“大丈夫”了。

    清朝的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做了注,里面有一句话耐人寻味:“从一,大则为天。从大,一则为夫。於此见人与天同也。”大意是说,这“夫”字和“天”字只差一点点,都是一个“大”字加一个“一”字。一横上来一点,就是“天”;下来一点,就是“夫”。这说明人和天是相通的。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思考“人”的同时,也始终在思考“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这在造字的过程中被体现了出来。

    我们再来看“天”字。《说文解字》对“天”的解释是:“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仅仅意味着头顶上方的一团空气,更代表着 “至高无上”。

    “天”的象征意义,是令人深思的。因为天在人的头顶,叫人谦卑地仰望。而这样的高高在上,是有些人所深恶痛绝的。在专制制度下,“天”似乎就意味着压制。臣的天是君,子的天是父,妻的天是夫。在皇权社会,皇帝代表至高无上的天,称“天子”。如果皇帝发怒叫“天威震怒”,皇帝有赏赐则叫“天恩浩荡”……但是,这种对“天”的解读,并不是自古而然的。

    实际上,在经典里,对“天”自有另一种理解。《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汉朝的《说苑》这样讲:“君人也,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思想。司马迁的《史记》这样讲,“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是民生的思想。

    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需要信仰。

    没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人”的头上是青天,与之相对,脚下踏的是大地。当人堂堂正正站在了大地上,就有了这个字——站立的“立”。

    “立”,反映出中华文明务实的一面。先立足于大地,然后再仰望星空,眺望四方。儒家最常用这个“立”字,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说“三十而立”,指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能够独立成就一番事业,负起责任。《左传》中说的 “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立”,成了后世很多人一生追求的终极信念。

    “五常”背后的道德观

    说到底,诚信不是你和别人之间的事,而是你和自己的心之间的事。从长远来看,一个社会要维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信”

    为了达到人的终极信念,达到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道德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合称“五常”。

    “仁”乃五常之首。“人”加上“二”,说明“仁”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一种关系。孔子对“仁”最精练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还说,“智者乐,仁者寿”。就是说,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心态好的人会比较长寿。其生命的质量要比成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来得高,因而也活得更崇高、更有意义。

    《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仁”极为丰富的内涵,可见“仁”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

    “义”是上“羊”下“我”。“羊”是一种美好吉祥的动物,代表“善”。凡是和“羊”有关系的,美好的“美”、祥和的“祥”、善良的“善”都是好字。下面的“我”属于假借字,本来并不表示自己。“我”的右边有一个“戈”,大动干戈、金戈铁马的“戈”。凡是带“戈”的字都和战争、武器有关,比如战争的“战”、兵戎相见的“戎”。所以“我”字本来也是兵器的一种,“羊”下有“我”则表示这是一种善的威严。

    义,还有保护弱者的意思。现在我们常用的“正义”、“恩义”、“义愤填膺”、“见义勇为”都保留了这层意思。

    “礼”的繁体字“礼”的左边是示字旁。“示”是一个祭台,说明“礼”和神圣的东西有关。右边是一个装得满满的容器。这种容器叫做“豆”,是一种高脚的碗,祭祀的时候拿它来盛祭品。祭台加上祭品,表明“礼”就是在面对神灵或者祖先时要做的一系列郑重恭敬的行为。

    礼貌礼貌,“礼”和“貌”都是外在的,不像“仁”和“义”是内在的。有人说,做给别人看的东西不重要。其实,行为和内心是会相互影响的。对别人有礼,显示出来的其实是自己格调的高下。《礼记·乐记》中有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又说“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对礼乐的由来、目的、使用时的分寸早有准确的理解。

    “智”是个后起字,原来的字是“知”。我们看这个字,一个“矢”加一个“口”。“矢”是箭,出口如箭为“知”,就是言辞犀利准确、一语中的的意思。后来,“知”再加上一个“日”,就是现在智慧的“智”,表示像太阳一样明察秋毫。

    “礼”和“智”配合在一起,人才显得既有风度又不迂腐。所以古人把“智”也当作是五德之一。当然,“智”并不是那么简单,从处世到治国,处处需要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智圆行方。”这些话道出了智与仁、智与礼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诚信的“信”字。人言为“信”。

    “言”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形状,这是人的舌头。有时候“信”也可以指舌头。“白蛇吐信”的“信”就是指蛇的舌头。舌头是说话的器官。人言为“信”,说明“信”是人说话时要遵守的规则。

    诚信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道德名词。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互相防备。之前出现过一个极端案例:老人摔倒了,只有大声说“是我自己摔的”,才有人敢上前帮忙。这归根结底就在于诚信的缺失。有人很痛心,说中国人难道素质就不如别人吗?难道我们的民族天生缺乏诚信吗?应该不是。我们从古至今就有无数关于诚信的箴言,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诚信的人也不少。

    春秋时有个人叫季札。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晋国,随身带了一把非常贵重的宝剑。路过徐国,他出于礼貌去拜访该国的国君。徐国的国君看到了季札的宝剑后眼珠都不动了,但不好意思开口讨。季札看在眼里,没说什么,但心里暗暗决定:等我从晋国回来,一定把宝剑送给他。后来,季札回来时,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季札当即决定把宝剑送给老国君的儿子。他的随从劝他:“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好随便送人?你又没答应过他。”季札说,“我嘴上是没答应,但是心里已经答应过了。我不能为了一把剑欺骗自己的心。”他郑重地把宝剑送给新国君。可是,新国君说,“父亲没有遗命,我不好随便收下你的东西。”于是,季札找到老国君的墓,把宝剑挂在墓树上,转身离去,从此留下了一个“季札挂剑”的成语。

    这个故事说明,说到底,诚信不是你和别人之间的事,而是你和自己的心之间的事。从长远来看,一个社会要维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信”。当然,今天我们谈论中国传统道德不是为了教训别人,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

    和而不同才是“和谐”

    有些人对“和”有误会,以为和谐就是一个划一的标准,认为“和”就是相同。这是误解

    最后,我们来讨论“和谐社会”中的“和”字。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境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今天所要倡导并积极培育的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的核心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古人早就明乎此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为了“和”。

    这是和谐的“和”字的一种写法。禾苗的“禾”字还在,只是放在了右边。左边这个字分上中下三部分。最下面像什么?像不像一支排箫,由很多竹管扎在一起?字的中间有三个孔。再上面,有一张嘴在对着孔吹。左边部分这个字读“yuè”,专指一种三孔的竹管乐器。这种乐器不但可以单独发出声音,也可以调和各种声音。可见,古人最早的关于“和”的观念就是从音乐里面悟到的。什么是音乐?音乐无非就是一系列的声音。声音本身没有区别。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就是一定频率下的音波。但这些音波如果组合得好,就美妙和谐,听起来就舒服。

    烹饪也讲调和。所以,龠字的边上有禾苗的“禾”字。烹调也像奏乐。一道美味佳肴如同一曲动人的旋律,必是由一些不同的元素调和、组合而成的。如是,美味就变得无穷无尽。

    但是,有些人对“和”有误会,以为和谐就是一个划一的标准,认为“和”就是相同。这是误解。古人很注意“和”与“同”的区别。《晏子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景公宠爱一个叫梁丘据的大臣。此人非常懂得讨好国君。齐景公说一,他绝不说二,把齐景公哄得很开心。有一天,齐景公感慨地对晏子说,“这满朝的大臣呀,只有梁丘据跟我的关系谈得上是‘和’”。晏子答:“那哪里谈得上‘和’!只不过是‘同’而已。”齐景公觉得奇怪了:“我说什么他都同意。这不就是‘和’吗?”晏子说,好比做菜,什么味道多了,就要减少一点;什么味道少了,就要增加一点。始终保持平衡,吃起来味道才好。这里面有个度。君臣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国君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做臣子的总要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指出国君考虑欠妥、疏忽的地方。这样制定出来的决策才会更加合理……好比一个人往菜里加了一把盐,另一个人如果跟着加了十把盐。这菜还怎么吃?又好比,在一个乐队里,您吹箫,他吹得比您更响;您弹琴,他弹得比您更重。这还叫乐队吗?齐景公恍然大悟,连连称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孔子曾用一句话很精练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管做什么,其实“和”都是最佳状态。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心平气和”;我国外交事业一直崇尚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孟子有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苏东坡也是崇尚“和”的典范。他曾写信给他的学生张耒批评王安石讲同、不讲和。他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草白苇。此则王氏之所同也。”在他看来,大地“和而不同”才美,“同”的结果只能是沙漠、芦苇荡而已。和而不同才是“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思想财富之一。可惜,如今我们很缺少“和谐”的元素,一味强调“争”。很多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要成功,就要学会竞争”、“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你不压倒别人,就要被别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等。这与和谐的理念正相反。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欧洲期间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看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了解汉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已经迫在眉睫。

    思想者小传

    黄玉峰 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语言工作协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深耕教坛48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系统的教育方法,至今仍工作在教育第一线。近年来,受邀在多所大中小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致力于传播“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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