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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礼仪回归家教——陈卫平教授在上海文庙“与孔子对话”研讨会上的演讲 发表于 2014-2-22 21:56:13

  • 让礼仪回归家教

    ——陈卫平教授在上海文庙“与孔子对话”研讨会上的演讲

    当今社会流行的“家教”,是以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补习文化知识为内涵的。其实,在中国本来的传统中,评价某个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通俗地讲,就是是否懂礼貌或懂礼数。

    传统家教名著《颜氏家训》就贯穿着礼仪教育。作者颜之推指出,“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其家庭的礼仪教育十分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意即早晚实行奉养父母的温凊之礼,行走言谈都要合乎礼仪的要求,神色安详,谦恭谨慎。颜之推之所以编撰这本家训,正是为了使这样的家教门风得以传承,“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非常频繁,但不能待人以礼的现象却颇为普遍。这与时下缺乏较为完整的礼仪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让礼仪回归家教,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礼仪是传统家教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礼”和“族”。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家教非常重视礼仪,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所决定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族”。在他看来,“‘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

    至于“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就是说,由于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首先是以家庭为原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的家教就把礼仪放到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的形成和延续无疑是依赖于家教的,各家的家规会有不同,但它们都以普遍性的“礼”为基础。因此,旧时所谓书香门第,在住宅的大门上,往往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家教。这样的家教传统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孔子之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老师特别的传授吧?”孔鲤答:“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受到父亲教导,就是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还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后来,儒家思想被称作“礼教”,其中的重要涵义就是以礼为教,通过礼制实现教化的价值。因此,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不知礼,无以立”,把家庭中的礼仪教育看作孩子将来立足于社会的根基,认为它有见于人和动物的区分。人们呱呱坠地时是自然人,只具有类似动物的本能。要从这样的自然人成长为被社会所认同的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这就是说,家庭礼仪教育是孩子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礼记·曲礼》中有如下规定,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就是: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用错餐具,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肉酱。如此详尽的规定,是为了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即便在吃饭时,也应该在端饭举筷之际,体现有别于动物的进食习惯。可见,家庭作为孩子文明养成的最初的摇篮,首先是从养成其合乎礼仪的行动规范开始的。

    传统家礼以育德为内核

    道德规范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礼记·乐记》说,“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这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礼仪训练是以内在的德性培养为目的。

    人们常常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国更是“礼义之邦”。中国传统文明不只是讲究形式上的礼仪,更注重“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义”,更强调礼所依据和蕴含的道德之义理,因为这是礼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而“礼义之邦”又是和“礼仪之邦”相联系的:只有从礼仪着手,才能让礼之义理入耳入脑。中国传统的家庭礼仪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礼仪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美好德性的君子。这和现在的职业礼仪培训(如时装模特的礼仪训练)仅仅把礼仪作为谋生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

    道德规范是当然之则,道德教育是要人们懂得这些当然之则的义理,即为何应当如此。但是,这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遵守这些习惯仿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于是,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举手投足似乎并不刻意而为,却合乎礼仪。由此,这些礼仪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就内化为了人们的德性。

    如《礼记·曲礼》所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而当邻里有殡伤之事时,应该默舂,不在巷中歌唱。这样的家礼包含着与他人共情的同哀之心。宋代朱熹的《家礼》、《童蒙须知》、明代屠羲英的《童子礼》,对衣着、盥洗、洒扫、行走、语言、视听、饮食等行礼之法都有详细的规定,以此作为家庭礼仪教育的内容。例如,“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衣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童蒙须知·衣服冠履第一》)”、“走,两手笼于褒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服”(《童子礼·行》)。这里表现的是约束自我的道德自律精神。又如,“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自)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这都表达了尊敬长辈的道德品质。因此,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的家庭,如果有效地进行了礼仪教育,就能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

    由于儒家的礼仪教育是由养成习惯来培育德性,因而就十分注意生活习俗与礼仪的关系。人们常常把“礼俗”连在一起。因为礼既源于俗,又是对俗的变易。不过,儒家的移风易俗,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风俗彻底破除,而是主张“因俗制礼”,尽量利用原有的风俗形式和其中的合理部分,灌注新的精神,加以整理、提升,从而在人们本来熟悉的习俗中受到教化。很多家庭礼仪也是这样的。

    比如冠礼,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人享受氏族对他们的抚育,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和战争。但当他们达到成人年龄后,氏族要用一些方法来测定他们是否具备了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成丁礼”慢慢地在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性,将它加工改造成“冠礼”。举行冠礼,不仅意味着生理上进入成年人的年龄,而且意味着,应当具备与承担成年人社会责任相一致的道德品行。《礼记·冠义》有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 ”可见,将原来的“成丁礼”变易为“冠礼”,是提示行冠礼者,从此要践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德行,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角色。

    今天如何进行家庭礼仪教育

    要想让礼仪回归家教,首先,要将传统礼仪中蕴含的合理思想提炼出来。其次,可以借鉴司马光、朱熹等对传统礼仪简化、改革的经验,把礼仪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去。再则,家庭可以和社区联手,在举办各种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融入传统礼仪

    自“五四”以来,传统礼仪在家教中基本上已经退出了。

    这有着很多原因,如传统礼仪的形式化和繁琐化,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相适应;对传统礼教的封建性的批判,导致人们完全把传统礼仪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同时,由于西方礼仪随着西方文明涌入中国而广泛流行,改行西方礼仪成为“时髦”;当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学习西方礼仪也成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方面。于是,国人对于传统礼仪日渐生疏,甚至已经完全遗忘了。

    现在人们对仍在使用的传统礼仪下的称呼的无知,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常常有人在正式场合向他人介绍自己妻子时说,“这是我的夫人”。依据《礼记·曲礼》,天子的妃子称为“后”,诸侯、大夫、士、庶人的配偶分别称为“夫人”、“孺人”、“妇人”、“妻”。后来人们把他人的配偶称为“夫人”,是沿袭先秦礼仪而来的尊称,因而若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就不合适了,是自大的表现,完全违背了传统礼仪尊重他人的精神。可见,由于传统礼仪不再是家庭日常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已经出现了名存实亡的危机。克服这一危机的起点,是批判地继承以礼仪为家教核心的传统,让礼仪回归家教。

    那么,今天应当如何让礼仪回归家教呢?

    首先,要将传统礼仪中蕴含的合理思想提炼出来。

    比如,要反对把践行礼仪当作外在的形式,要以内在的德性修养为灵魂。“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将节俭作为礼仪的根本要求。

    又如,可以强调礼仪的“节”和“文”。什么是“节”?儒家讲“礼让”,就是注意到了礼的节制作用。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北宋学者邢籨对此解释道,“礼节民心,让则不争”。人们之间的欲望、利益是有矛盾的,这就需要由礼仪予以节制,从而使得人们的礼让行为起到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孔融让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于是也成为传统家教在进行礼仪教育时经常讲述的故事。

    什么是“文”?儒家之所以礼乐并举,是为了使礼成为美化的艺术形式。从《论语》等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儒家的一些礼仪就是以歌舞、诵诗为载体的,于是人们在艺术的陶冶下认同了由礼仪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关系。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应当在今天的家庭礼仪教育中发扬光大。

    其次,可以借鉴司马光、朱熹等对传统礼仪简化、改革的经验,把礼仪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去。

    隋唐以来,佛、道两教盛行,乡风民俗多为其所化。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如果听之任之,儒家传统意义上的“礼义之邦”很有可能不复存在。司马光首先编撰了以家庭礼仪为内容的《书仪》,对繁琐的传统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书仪》以《仪礼》为本,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予以变化。朱熹的《朱子家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其适用于其所在时代的普通百姓家庭,“虽贫且贱,亦得以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朱子家礼》由此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进行礼仪教育的教材。

    我们不妨吸取他们的做法,选择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礼仪,融入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礼仪,使家庭礼仪教育在与时俱进中得到延续。与此同时,还可以借鉴宋、明、清的韵语化蒙学读物,编写成能够朗朗上口的读本,在中小学推广。

    再则,家庭可以和社区联手,在举办各种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融入传统礼仪。

    在这方面,韩国的有些经验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至今,韩国大约有234所乡校。这种乡校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乡校、社学类似,每逢假期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程。课上,学生必须穿着传统韩服上课,学习传统的生活礼节。这些乡校也为举行传统成年礼仪和传统婚礼提供支持,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者和善行者。总之,这种乡校通过各种中小规模的课程或传统仪式,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实践传统儒家礼节的标准,使普罗大众都能体会到儒教的价值观念及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样的体验课程,会加深人们对传统礼仪的理解。

    眼下,射箭在韩国青少年中非常普及,这和这些乡校把射箭和传统射礼的教育相结合有关。《礼记·射义》说,“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就在射箭的活动中,使青少年体悟射礼中蕴涵的“什么是君子式的竞争”以及“如何对待竞争遭遇失败”等哲理。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这就更加需要让礼仪回归家教。因为,城市化进程不是简单的造城、扩城,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升级更新。它在本质上,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过程。城市化的进程,从人口流动来说,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进入了城市。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家庭教育如何与城市文明建设相适应,就成为一个非常需要正视的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就人际关系来说,是越来越多互不认识的陌生人汇聚在一起。陌生人之间应当以怎样的文明方式进行交往,已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礼义,提出了以文明交往的礼仪来养成和体现良好的道德品性,而礼仪教育首先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这里面蕴含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以温情和亲情来塑造道德人格;在以礼仪培养习惯的过程中,使道德行为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等道德建设的传统智慧。就此而言,让礼仪回归家教,就是让道德回归生活,让道德回归自然。这样的智慧是“礼仪之邦”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复兴的源头活水。

    思想者小传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发表论文200余篇、著作5部,研究成果曾多次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首席专家之一。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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