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天空 发表于 2013-3-22 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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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钳子2000下,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子擦净,放进箱内,每箱5摞,每摞20个,一箱100个。看起来,这个活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20箱货,捏钳子2000次以上。我从未如此大规模、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钻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头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她干得太漂亮了!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画过(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13天班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这种来自个人的民间揣测,令我瞠目。十几年前,对像阿凤这样的村妇来说,完全不晓得要自己去找工作。然而,阿凤终于学会了,虽然整套程序看起来充满偶然和臆想,而在珠三角,阿凤们,就是这样,凭借着某种安插在头脑中的无形天线,四处寻找到打工机遇。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能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20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作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稀疏面料,疲沓帽檐,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啤工,等于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了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却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我吃了一惊:在阿凤看来,广东话是方言!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煎熬到中午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围绕着机器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小的产品,像哪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当人类初享工业革命的成果时,却丧失了对情感的重视。人在工作中受到极度压抑,工作之余,便极端渴求作为生物族类的本能满足。解决机器和工人的矛盾,并非要打碎机器,也许,应当是扩大和延长工人的自由时间、私人时间、情感时间,不致让人性枯萎。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罚她不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中午。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有20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机看《甄传》。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昏头涨脑。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3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
       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150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
       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但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40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
       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一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
       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的难过淹没。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与其说省与省有差别,不如说,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更大。无论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乡村总是闭塞、边缘、孤绝的。


    返乡回家
       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3点。我暗中计算,还有4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4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20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此前的她,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的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
       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
       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火车。
       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自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让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
       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褴褛。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
       “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
       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后,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摘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3年第二期

      作者 丁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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