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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何以反目成仇 发表于 2018-1-3 8:58:58


  • 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何以反目成仇



    鲁迅与周作人,是同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走出来的兄弟两人,都曾经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可是一朝反目,两人便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两人为何反目成仇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桩众说不一的公案。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作文称:“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皆由他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鲁迅曾有《别诸弟三首》(作于1900年)足以表现兄弟手足之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兄弟之谊表现在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上尤为突出。周作人,小鲁迅四岁,与鲁迅年岁最为接近,青少年时代两人曾一起读书,一起看戏,一起游玩,甚至一起参加过乡试。鲁迅于1898年离故乡绍兴进南京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读书。此时,鲁迅和周作人书信往来不断,鲁迅把外面精彩的世界一一介绍给周作人,鲁迅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敏锐,立志的宏远,不能不使周作人大受影响。追随长兄的道路,周作人于1901年亦进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而鲁迅则于1902年去日本留学,期间,根据母亲的安排,于1906年回家省亲并完婚,妻子朱安是母亲给他选定的旧式女子,毫无感情基础,但是鲁迅是个大孝子,绝不拂逆母意,所以他后来曾对人讲“这是给母亲娶媳妇”。成婚数天后,琴瑟异趣,鲁迅返回日本,并携带周作人同行。但是这之后,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之下,1909年鲁迅提前回国,因为在父亲已经故去的情况下,作为长子的鲁迅感受到经济的压力,他曾对朋友讲:“因为启孟(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帮助。”

    鲁迅自日本归国之后,起先在杭州、绍兴做教员,19122月下旬经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介绍,到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同年55日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时本人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1917327日,经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教书,亦住绍兴会馆。两人这时住在一起,也是兄弟怡怡的,常常是一起读书写字,一起切磋学问。在起居饮食方面,鲁迅对胞弟真是关怀备至。据许寿裳作文回忆,其时周作人身体较弱,一有病痛,鲁迅就焦急万分,四处求医问药,一次周作人生疹子发高烧,几日高烧不退,鲁迅以为是当时流行的猩红热,吓得不行,后来寻名医救治,得以痊愈。为了提携周作人,鲁迅还把自己辛苦编辑而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刊行。



    19198月,周作人去日本接回妻子儿女,鲁迅为他们在绍兴会馆外面租房居住。为了让兄弟们住在一起,能够互相照应,切磋学问,同时也是为了能让辛苦半生的母亲安度晚年,鲁迅于1919年底在西直门内八道湾买到一处房屋,鲁迅独自筹款、购房、装修,回乡接来母亲、朱安(鲁迅前妻),忙得不亦乐乎,希望从此可以过上安定和睦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搬到八道湾居住之后,鲁迅的母亲,三个儿子、儿媳,孙辈们相聚而居,平时大家一齐开伙,一起用餐,起初数年也是其乐融融的。据《鲁迅日记》记载,192472日,鲁迅和周作人一起到东安市场游览,一起到东交民巷日本书店购书,一起到日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的佛像照片。可是在十多天后的714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自具一肴,自己吃饭,这在先前是没有的,“此可记也”是大有深意的。五天后,鲁迅收到周作人的“绝交信”,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活着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18日,作人。”“愿你安心,自重。”也别有深意。同年8月,鲁迅只好另行择居西三条砖塔胡同,据鲁迅82日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朱安)迁居砖塔胡同61号。”十个月后,次年611日,“战事”又升级,鲁迅当日日记说:“......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据说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的头上打去,幸亏被别人挡开,才没有被击中。

    由兄弟怡怡而反目成仇,甚而大打出手,原因何在?鲁迅亲友以及弟子后来多有撰文叙及此事者,其中以鲁迅的二弟周建人和挚友许寿裳说得最为详尽,其主要的原因和根源还是起于经济问题。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其薪金是每月300元,另外还有稿费和讲课收入等,周作人的收入也差不多。这比当时一般员工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却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问题就出在当家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身上。日本妇女向来就有温顺节俭的美称,而羽太信子却是个异数。虽然她并非富家出身,却出手阔绰,挥金如土。平时家中顾有管家,烧饭司务,车夫,打杂采购男仆数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服、看孩子的女佣。更为奇怪的是,常常是饭菜做好了,羽太信子又突然想起来要吃饺子,于是就把做好的饭菜退到厨房去,由厨师另行包饺子吃。平时被褥只用了一二年,就突然送给别人,再换新的。鲁迅先生不仅平时的收入如数交出,甚至连往日的积蓄也赔了进去。鲁迅对此实在看不过眼,曾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类话,而这话传到羽太信子耳中却变了味儿,于是她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应当是最基本的情况。

    但是后来周作人看到此种说法后,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其中还有真正的“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便是羽太信子所言:“鲁迅企图有辱于她”,更为具体的事实是,羽太信子说,某日她在沐浴时,鲁迅曾在窗外窥视她。周作人在他的日记里的说法是:“鲁迅无理企图调戏内子。”其实,此事既非周作人亲眼目睹,当时因两人矛盾前往斡旋的周作人的熟人张凤举、徐耀辰后来对此也没有任何披露。据当时曾经给羽太信子治病的日本医生池上举证,羽太信子是患有癔病(歇斯底里症)的,似乎她也常有心智混乱、幻觉乱言之举,那么在她受到鲁迅的规劝之后,怀恨在心,编造诬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有学者认为,鲁迅撞见羽太信子洗澡的事情也可能是有的,但那可能是鲁迅到后院去找周作人,可能是在吆喝之后无人应答的情况之下,鲁迅也可能窥视窗内又悄然离开的。鲁迅平素就很注意保持和弟媳的距离,维护自己做大伯的体面和尊严,而羽太信子在对鲁迅怀恨在心的情况下,借题发挥就是题中应有之事了。怪不得鲁迅后来对熟人讲起此事时,愤而言曰:“启孟真昏!”、“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之后,先搬到西三条砖塔胡同居住,19268月离京到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1927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年10月到上海,开始了鲁迅先生人生最后十年的生活和写作(已和学生许广平居住在一起,此事也颇受非议)。而周作人,除了被认定“汉奸”而在南京关押三年,出狱后又在上海作短暂逗留外,一直是住在北京的。在鲁迅逝世之前,两人皆南北引颈相望,没有什么过从。虽然深植于两人内心的怨恨和愤怒并没有立即消失,但是作为长兄的鲁迅,还是在作文中常常流露出对胞弟的思念之情,他的小说《兄弟》,就是以他和周作人为原形,其中有一句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确实是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前情况的如实写照。而周作人却还是不依不饶,作《破脚骨》,文中暗示鲁迅为“破脚骨”,亦即无赖、流氓者流。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朝之后,两人的文化旨趣也越走越远,鲁迅依然是犀利的投枪,民主的战士,而周作人却独抒性灵,吟风弄月去了。尽管如此,他们的文章中也时常透露出一点对某人、某物、某事非常相似的意见和观点,他们毕竟是曾经朝夕相处的兄弟和家人,受过近似的文化熏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在鲁迅逝世之后,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吃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鲁迅饭”,那便是他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以此维持生计,虽然其中还不时透露出他的一点个人意气,对长兄的非议,但这些文章总是有一定价值的,值得珍视的。

    (参考书目:马蹄疾《鲁迅:我可以爱》、钱理群《周作人》、许寿裳《鲁迅印象记》、韩非刘再复《鲁迅传》、孙郁《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印象》(刘如溪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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