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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幸与不幸 发表于 2017-8-22 8:57:04



  • 张爱玲的幸与不幸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张爱玲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尽管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前,大陆关于现代文学的论著中,找不到张爱玲这个名字,如同找不到沈从文、周作人等作家一样。

    张爱玲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孤岛时期”,她名声大震,甚至是大红大紫,洛阳纸贵,发稿量最多、稿费定价最高、读者最众,着实火了一把。魏绍昌《在上海的最后几年》中曾经这样写道:“张爱玲作品风靡流行的时候,还具有带领‘一代风骚’的气概,曾出现了好多位男女青年作者,倾心于张爱玲的独特风格和文采,专门模仿她的技巧笔法,形成过一个‘张爱玲派’。”“柯灵和桑弧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生活过来的,张爱玲从头角初露到蜚声文坛,以及她的作品在当时当地博得的声誉和产生的影响,他们是了如指掌的目击者。”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张还参加过上海新政府举办的第一届文代会。魏文曾称:夏衍“很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夏衍提名张爱玲参加。会后张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

    “出名要趁早啊!”张爱玲如是说,她做到了。二十三四岁,两三年的时间内,大作频出,红遍上海,如《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倾城之恋》、《金锁记》、《更衣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下子推出十几篇小说和许多散文随笔,并由《杂志月刊》社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结集《传奇》。张爱玲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些为腐朽的生活和畸形的婚恋唱葬歌,探索合理的人生和美好的爱恋的作品,是得益于她的家庭出身的。有人说张爱玲是一个有着贵族气质的人,而张恰好是出生在一个清代遗老遗少的旧式家庭。男的多坐吃山空,嫖娼养妾,抽大烟,玩赌牌;女的多无事生风,勾心斗角、争宠吃醋都是她们的拿手好戏。所以张爱玲写起这些以身边的凡人琐事为蓝本的故事可谓得心应手,随手拈来。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在其姐过世后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满清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实际上我觉得姐姐也别无选择。我们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

    当然,张在写作上的早熟,也得益于张父有着丰富的藏书,这使聪慧好学的张爱玲得着不少阅读的方便条件。据说在她五六岁时就已经粗略地阅读过《红楼梦》、《西游记》等书籍,并通过后来不断的阅读,使《红》书烂熟于胸。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这样说到自己中学时代的读书情况:“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路》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另外,张爱玲之文字成熟期恰好和“上海孤岛”那样一个特殊时期相契合,为她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正如柯灵分析所言:“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有身边的故事为蓝本,又有学习借鉴的方便条件,又遇上“上海孤岛”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对于喜欢写作的张爱玲来说,可谓万事皆备于我,真是天大的幸事。

    然而这幸中又有不幸。张爱玲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自小便失去了母爱。由于父亲的抽大烟,嫖娼养妓,母亲看不过,远去异国他乡,并在张十岁时离异。张在《私语》中这样回忆道:“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洋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果不其然,张父再婚后,在后母的挑唆之下,或对其放任不管,或管起来就欲置她于死地。后来竟严加看守,不让张爱玲离家半步。但是,张终于在家里佣人帮助之下逃出“虎口”,投奔到姑姑那里。家庭的阴影让张从小就形成了郁郁寡欢,自闭孤独,但是自主力又很强的性格。

    张爱玲更加不幸的还有他的婚姻,令人诧异的是在那样一个全国民众普遍怀有抵日情绪的境况之下,24岁时,张爱玲竟然与一个日为政府的宣传部次长结为秦晋之好,并通过胡兰成和某些汉奸甚至侵华日人有过交往。龚之方在《离沪之前》中这样写道:“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五岁,早有妻室,张是知情的,对胡的投敌,张抱不把它看死的态度。胡善言巧辩,曾把他心曲道出,娓娓动听。他给张爱玲写信,张的复信,只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实际上,张爱玲的第一次恋爱,痴迷如醉,不能自己。”一个聪明如此的女子,难道对全民的抗日之声充耳不闻吗?难道真如此文所言,是恋爱使张“痴迷如醉,不能自己”,发生思维“短路”?还是张更加固执地认为,个人的恋爱是与国家公众无关的事情呢?然而这一段婚姻并不见好,没有节操,朝秦暮楚的胡兰成在逃亡中,先武汉,后温州,每到一处便沾花惹草,揽美入怀,武汉有小周,温州有范女士,当张爱玲“千里寻夫”到温州时,一切便看得明白,经过一年多的思考,断然决定结束这段婚事,她给胡的信中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是你早已不喜欢我了的。我是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惟彼时以小吉(劫)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亦不要来寻我,即使写信来,我也是不看了。”此段情感让张爱玲大受其挫,她曾讲过这样的话:从此“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尽管“与爱无缘”、“不能再爱别人”后来张并没有做到,但是从中可见此段婚恋对其打击之大。对于这段婚姻,作家祝勇是这样评论的:“纵然张爱玲一向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但是他们的爱情不可能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孤立出来,与取媚侵略者的人通婚对于备受蹂躏的国民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文明的黄昏-荣誉与耻辱》)但是张毕竟是敏感和机警的,是识时务的,走出这段婚恋后使她更加清醒。大陆解放之后的新形势使她感到此非久留之地,于是在开完文代会之后,悄然离沪去港,后定居美国,她和她的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几十载。

    张爱玲在美期间生活得也很艰难,1956年36岁的年纪上与比自己大2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婚后不久赖雅就疾病缠身,由原来的赖雅照顾张爱玲变为张照顾赖雅,十一年后,赖雅因病故去,从此张爱玲孤独终身。张和胡兰成没有孩子,在美国和赖雅结婚时首先协议不要孩子,这两个男人都比张大出许多,令人怀疑张爱玲是否有恋父情节。但无论如何,男人、孩子与写作相比,在张心中的地位是等而下之的。张爱玲在中学时填写的一份表格“最恨”一栏中,曾经这样写道:“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我们或者可说,张爱玲是把自己的终身嫁给了写作事业。张爱玲当年看到林语堂在美国大受欢迎之后,想步林的后尘,然而她没有做到,不管是中文写作,还是英语写作,或者是翻译中外著作,都是成绩平平,张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创作是在走下坡路。1995年9月张爱玲在公寓中悄然离去,十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旅美学人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重提张爱玲,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有点偏爱地把论述张爱玲的文字多出于鲁迅之上。于是由台湾而大陆,张爱玲忽然又“香”起来。六七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重新印行,其作品的研究讨论也日益热烈。而在大陆,在改革开放、百家齐鸣的文艺的春天里,张爱玲的作品又摆上了书店和家庭的书架中。90年代的上海又像当年一样,出现了一股张爱玲热,不但张爱玲的著作版本百出,研究张爱玲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说张爱玲有一个腐朽的家庭、不幸的童年和两次不幸的婚姻的话,这些不幸却成就了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正如“愤怒出诗人”一样,张从“悲凉”中也变换出锦绣文章来。许多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人,无不说张的文章给人以悲凉之感,而这种悲凉正是来源于张爱玲的内心深处。这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斯人已逝,尽管张爱玲的小说难有曙光和亮色,可是张爱玲所讲故事的警示意义还在,其婉转绮丽、流畅精美、冷峻悲凉的文章还在,其人其事其言其行其文其风对世人的影响还在。但是像夏志清那样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把张爱玲拔到了“天上”,其实也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是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南北皆有与张爱玲不相上下的女作家,无论是作品的影响力还是艺术技巧,都不在张之下,并非张显为翘楚。所以夏志清在他的文学评论中,是带上了有政治倾向和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的,并不客观和公允,就像当年的大陆社会对张爱玲也不客观和公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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