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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在青岛 发表于 2017-7-18 9:19:46




  • 卫礼贤在青岛


    卫礼贤在青岛(2011.12.29.)

    2013年2月19日,一场纪念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活动中放映了长达87分钟介绍卫礼贤生平及其著作的纪录片《卫礼贤与易经》。作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著贡献。而他正是在青岛——他的“第二故乡”(卫礼贤语)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并在青岛居住的20年中完成了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译介和著述。

     

                  从德国家乡到中国青岛

    1873年,卫礼贤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玻璃画工。十岁时,卫礼贤被送进人文中学,以便为将来的神学生涯打下基础——这是当时贫困家庭的孩子取得学位的唯一途径,可是他自己却“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
      1898年,从神学院毕业不久的卫礼贤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在州教区担任过牧师职务,两年后又调任巴特•鲍尔村,在未来岳父克里斯托弗•布鲁姆哈特的手下任职。度过了两年充满抱怨的牧师工作后,恰好此时卫礼贤在一份教会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教会正在为德国位于山东的“新保护区胶州”寻找一位牧师和传教士,卫礼贤看到后迫不及待地发出了报名申请,他在给教会的信中写到:“我想告诉你们,我随时愿意外出,到遥远的地方去宣讲耶稣的福音。”不久之后,卫礼贤带着充满内心世界的浪漫遐想上路了。

    1899年,卫礼贤乘坐老式的轮船来到中国,来到青岛时,他无法预料到他会在中国停留25年——他一生几乎一半的时光,他也无法预料到“Richaid Wilhelm”会变成“卫礼贤”。 卫礼贤作为传教士被派往青岛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殖民者的趾高气扬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相反,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中华文化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重,相比教会交给自己的任务,他的灵魂更加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养,并把它介绍给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从而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办学和游旅

       1899年,卫礼贤途经上海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上海的繁华嘈杂和青岛的清新美丽给了他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时的青岛还仅仅是在开发初期,“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只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吱叫个不停。”早晨“尖利的鸡叫声吵醒了我,我揉眼睛的时候,一只公鸡就站在我的床边打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了传教生涯。同任何虔诚的传教士一样,他当时来中国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向广大的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始至终,他却“没有给一个中国人洗礼”,因为他一旦他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立时感觉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通常是欧美新教会在“异教地区”开展工作的重点。19005月份迁入新居后,卫礼贤继承他的前任花之安的遗志,与妻子租房开办了一所华人男子学校“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Seminar)。这项工作后来又得到瑞典同善会的认可和与帮助,次年在胶州街(今胶州路)柏林会教堂旁有了自己独立的校舍,并将学校定名为“礼贤书院”, 提出“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德文、中文、科学和商业技能等,卫礼贤夫妇亲自担任礼贤书院的德文教师。学校前后从德国运来了中学理化试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等。1903年,“礼贤书院”在上海路上的新校舍建成(后来在原址上建立青岛九中),有讲堂、宿舍数十间,招收学生60余人,增设德文高级班,其余按清政府钦定的高等学堂课程授课。“君子所履,礼门义路。见贤思齐,德馨永沐”,四句话镌刻在学校门楼内的石碑上,字数不多,意境深远。1905年,卫礼贤又创办了一所附设于礼贤书院的女子学校,名叫“美懿书院”(又叫淑范女学)。“祖母办女校时23岁,已有两个孩子。祖母教德语,她的妹妹欣德教体育。除了教学,她们还积极宣传,不让中国女孩裹脚。”卫礼贤的孙女贝蒂娜·威廉在 《沧海桑田——卫礼贤与〈易经〉》中曾经这样追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卫礼贤还在礼贤书院内创建了“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历史上,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模式的图书馆。这期间,卫礼贤还建设了一所医院,命名为花之安医院(后来在此基础上改建为青岛市人民医院)。

    在建立学校、创办医院的同时,卫礼贤更渴望深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于是,他开始了有计划的,或者随时安排的去各地游览。当然,最早开始的是对青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了解。夏秋时节,当他和他的助手骑着比欧洲马个头小的多的中国马,奔驰在青岛乡村的时候,他被这里秀丽的风光吸引住了:“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在山东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之时,他还在他的学生的带领下,不畏劳累,或骑马或步行,从青岛出发到过潍坊、青州、曲阜、济南等地。特别是在曲阜参观了衍圣公的婚礼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在这一天,新郎要派出一辆漂亮的轿子,把新娘接到自己家里来。中国与我们欧洲的习俗完全不同,他们不在新娘家举行仪式,而是在新郎家里欢庆一番。”来到济南后,他看到:“城南的千佛山上满是寺院和庙宇......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淌出来。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处可见,寂静的河岸上由摆满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气勃勃。”他还这样描述自己登上泰山的体验:台阶和小路直接通向山顶,其中有些部分相当陡峭,使人万分疲惫。在特殊的进香季节,每条道路上都活跃着无数香客,泰山上的神多极了。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另一座山门。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山下广阔的田野……

                    交谊和著述

    卫礼贤说:“不能不提到的是,在青岛,一种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兴趣也在缓慢的发展之中。”借助办学,卫礼贤结识了不少中国人士。在卫礼贤聘请的中国教员中,有不少是熟读儒家经籍的旧文人,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举人或贡生,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例如平度籍举人邢克昌,就是卫礼贤最早的经学老师。正是在办学和同这些旧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他的汉学家生涯,也就是从青岛开始起步并打下深厚的基础的。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的清朝官僚、士大夫流寓青岛,在上流社会的party上卫礼贤首先认识了几位,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不少满腹经纶的官员和士人,这样他脑子里立即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成立一个“尊孔文社”。在别人的介绍下,他聘请了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职务的劳乃宣主持“文社”的常务工作,并筹款建立了图书室。据卫礼贤回忆,他们每两周活动一次,这些社会精英们便凑在一起举办讲座,谈经论道,译介经典,活跃异常。这里有蒙古亲王、前教育大臣、前财务大臣,前兵工厂厂长、行医教授、高龄道长、商人和学生,当然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大人。在卫礼贤的名著《中国心灵》中,他还特设一节《活力四射的辜鸿铭》,对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做了特别介绍:“他的活力和刚健的耐久力丝毫不比任何欧洲人差......当他还没有用完他要的那份简单的晚餐时,谈话的火焰就好像是闪开的火花一样迸射。伯爵说话时,辜鸿铭总是迫不及待,等不到轮到自己。他把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都混在一起,又说又写。这位东方哲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卫礼贤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开始了他对中国经典的熟悉和译介工作。特别是他翻译的《易经》,真实可靠,语言精美,在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对此他曾经追述道:“大师(劳乃宣)建议我翻译《易经》......于是我们开始攻克这本书。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但是由于战事的原因,加之卫礼贤的追求完美,这部著作持续到很晚时期才得以出版。但是由于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经》所具有的中国文化源渊、背景,使译本非常精彩,拥有广泛读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1923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无论是在青岛,在北京期间,还是1925年回国以后,他都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翻译和介绍工作。特别是在青岛期间,成果尤为显著,先后出版的译著有《论语》(1910年),《老子的道德经》(1911年),《列子的太虚真经》(1912年),《庄子的南华真经》(1912年),《孟子》(1914年),《大学》(1920年)等。 先后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情的著作有《孔子在人类代表人物中的地位》(1903年),《中国——国家与自然景观》(1911年),《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1911年),《崂山》(1913年),《中国的民间童话》(1914年),《中国的神仙书》(1921年)等。即便是以后翻译的汉籍和介绍中国的著述,大多也是以在青岛阶段的研究为基础的的。

    1920年春寒料峭的时刻,卫礼贤(理查德-威廉)——这位来自德国的,却是从青岛走出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又一次登上了青岛的伊尔奇斯山(当时名称,今太平山)山顶,俯瞰着这个他已经十分熟悉了的地方。一旦要离开这个他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他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因为他的生活早已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市民生活中,他已经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仅仅如此,其实从骨子里他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人,甚至他为自己起了一个深含中国文化味儿名字——卫礼贤。在青岛生活的20年中,他游历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他接触过中国众多的儒学大师,他曾刻苦钻研过中国典籍,并把这些典籍推介给西方世界,他还写过许多影响巨大的介绍中国文化、分析中国人心灵的文章和书籍。清朝政府曾经因为他的创办医院和学校的贡献,给他授予四品官职,但这与他那些“东学西渐”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当代学人季羡林曾经说过,在“东学西渐”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卫礼贤,一个是翟理斯。卫礼贤曾经在青岛、在中国居住多年,他曾经说过“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是的,作为现代世界文化史上的著名汉学家,作为为消除中西文化隔阂而不畏艰辛的人,世界人民不会忘记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青岛人民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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