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鼓子 发表于 2020-7-23 16:23:57

  • 俩鼓子(小说)

                         

    “鼓”,在青岛方言中,有“吹牛”、“说大话”之意。后缀“子”字,意谓“吹牛的人”。并无深义。说到外面去,也还能听得懂。

    ——题记

    大鼓子李飞

    大鼓子李飞和小鼓子赵琦,当年都是我们厂能吹善鼓之人。一般吹者,多有恶名。二位却小有令名。厂长有言:大鼓子吹自己本事;小鼓子吹中外故事。都是玩。信是中肯之言。俩鼓子生死同年,都活了64岁。于今,不算长寿,不免令人惋惜。闲笔记之,一点念想而已。

    早些年,大鼓子那只大包(春晚马季推销“宇宙牌香烟”提的那种),里面除了供销员的“业务”,还装着好多公家的大信封,什么中央部委、省市委府、大军区、公检法,大报报社的,有实寄的,也有空白的。传达室时不时还会有他此类大信封来信。有好奇者问究竟。辄答,“都有朋友,有事说!”语气通天。大鼓子路子五湖四海,求之者不绝。传达室老黄头却告诉我,大鼓子不少来信,是自己寄来的。老黄头是民国警察局的笔迹专家。大鼓子帮过他“大忙”,带他去北京阜外医院,为老婆手术好了心脏病。他求我保密,说事本不该讲。我笑他,是不是炫耀自己的“特务”手段。他不好意思地说,大鼓子是个好人,鼓牛×也是玩,不害人。

    大鼓子办事,巨细不拘。大到帮渴望进步的人“认认”领导的门。让领导“认了”,才会赏识。被赏识才能进步(提拔也)。大鼓子知道很多领导的“门”。中不溜的,办个“农转非”、知青返城指标什么的。小到为人捎点外地特产、紧俏货乃至“侨汇商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塑料雨伞、杭州线提被面(也有要丝缎的,贵多了)、上海回力篮板鞋、阿尔巴尼亚毛毯(十七八元一条,有点扎人,但特结实);到“老三大件”和“新三大件”,再到如今的新房、二手房。甚至公安局“捞人”,似乎也办过。当然比较起来,给领导办事,要上心的多。那年,他硬缠着我,找到我那位有“海外关系”的远房表姐,换了些“外汇券”,去华侨商店,给副厂长千金搞了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有一次,他居然把我姥爷那本1936年版的老《辞海》,“借”给了一位将军。我追讨到姥爷死,也没要回来。为此,对他心存芥蒂。

    找大鼓子办事,有求必应。花钱的,先交不赊,事后,多退少补。办成了,两清(不苛求、也不拒绝人家“意思意思”)。办不成,马上退钱!吃喝送礼了,吐不出要不回的也有账!不讹人,有信誉。大鼓子所办,大、中事,成败比率相当。成者感激不尽,不成者难免讦之吹牛。小事的成功率高,便赚些人缘。“鼓”名由是而起,他图什么?不解。也不像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算是一种爱好吧,犹之于武大郎玩夜猫子。

    那年,我调动时,厂里死活不放。是大鼓子动用了“上面”,才搞定的。事后他说,本不想告诉你,又怕你犯傻,瞎花钱送礼。是你那本《辞海》使上劲了。那位将军,是位藏书家。书在他那儿,不会受屈。我明白了,书是要不回来了。

    大鼓子厅里部里没少为厂里跑腿。可领导们对他却不太“感冒”(领导的智慧大焉)。大鼓子“官”至供销员而止。当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供销员,是个很干部(不带“长”的供销员,似不算干部,却胜似干部),很实惠,很滋润,也很牛的身份。凭这,进步也会容易。但大鼓子似乎志在别处,不是很要求进步的人。后来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大潮初起,大鼓子成了我们厂第一个“倒爷”。终日衣冠楚楚,夹着小皮包(里面装些什么不详,想必除了大信封,还会有些名片),满世界跑。不是官倒胜似官倒。到底搞成了几笔“批条”生意,掘到了“第一桶金”,最先挤进了“先富起来”的行列。举手投足,“大哥大”了。  

    如今是买方市场了,有钱有权,百事可成。各级领导们都成熟了,办“事”的胆魄和能力都大的吓人。草根们,有事,用钱打点打点,差不多都能办到。只是,钱太难挣了!大鼓子能挣钱,行市自然见长。据说又搞起了房地产和民间借贷之类。总之是做大了。时不时还搞些有动静的慈善事业,经常在电视里,用“青普”(带青岛口音的普通话,很蹩脚)学一些领导官话。社会上便有了些声名。

    一次邂逅,他拽着我喝了一瓶XO。席间,他骂了我一通:“还是差额事业编?还操他妈混科级啊。操!有什么劲”。“操”完了,又叫服务员上了条“中华”,给我打了包。满腔“苟富贵,勿相忘”。我插不上嘴,只好好着表情,听他热情叙旧。弄得我,羞羞答答,喂鸟一样吃着,没尝出五星级味道,剩了满桌,还没吃饱。末了,他附耳言道:“现如今,钱就是领导,越多级别就越高。操!可上九天揽月!”。我忽然想起他在电视里“鼓”的话:“……人有了钱,就要回报社会。”一时坏笑起来。再一想,那也不算鼓啊,毕竟捐了钱。他说有事要先走,临别,揣给我100元,让我自己“打的”。喊了句“有事说”,“奔驰”而去。我赶紧回头冲服务员喊了句,别撤桌,统统打包(咱别摆谱,那是装孙子)。

    忽然有一天,我们厂子弟小学的苟老师找到我说:“大鼓子死了!”又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是大鼓子还你的书。惊愕中得知,原来,大鼓子累年食色不节(没听他说好色啊。为死者讳,没打听),身体多年“三高”惊人,又不去医院,终于多症一并爆发,先是中风瘫痪,继而视网膜脱落,盲了双目,后来竟舌萎失语。钱花了不老少,还是死了。撇下了大笔财产。

    苟老师说,大鼓子交代,等他死了以后再交给你。书里有张纸条是他写给你的。

    《辞海》看上去果然没受屈,只是多了一枚藏书印,阳文小篆,能认出来,是那位已过世的将军。大鼓子写道:“……《辞海》没受屈,今完璧归赵。一借40年,真对不起了。再见!李飞。又及,音信莫回,我收不到。”字如其人,团团然很富态。“再见”两个字描的老粗,许是传达着笔者对人世的眷恋之情罢。信末未具日期。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啊。抚书思人,情何以堪!

    《中医证病名大辞典》“舌萎”条云:“症见舌体萎软无力,言语不清,若干枯萎缩者,多预后险恶……”过早停摆的舌头,让大鼓子一辈子的话,提前说完了。      

    小鼓子赵琦

    小鼓子赵琦,一介铆工,不过初中文凭,却知道很多“事”。于是便有了鼓子之称。说的事太多,就会被人讥为能吹(鼓),也是一种世间通病。

    小鼓子平时话少。一副“不和凡人搭腔”的样子。却爱鼓。铆工是比较累的工种。从钣金展开、放样下料,到锤敲凿剔,翻边卷筒,搬运搭架,大家都要上手,一个人不行。最后成型焊接时,才会有较多的“抽袋烟”的空(旧时重体力劳动者有“抽袋烟”之口语,颇含狡黠)。此时,大家便央求小鼓子开讲。天文地理,古今往来,滔滔不绝。一“鼓”一听,几袋烟功夫就歇过去了,聊以滋润一下劳作之枯燥。有时候,“鼓”大了、大家听不懂。就会说,净瞎吹。小鼓子亦不辩,只说,书上有,查去。

    小鼓子有很多书。其中一柳条包线装书,是他在文革初起时,用20斤粮票和10尺布票,从一位面临抄家的资本家那里连包换来的。还有一次,他用家里的大铜脸盆,从收废品老头那里换了两大捆翻译小说,老头说那是一位俄语教授来卖的。教授不久被剃了“阴阳头”,挂牌子戴纸帽游街批斗了。几番下来,受不了了,投海而亡。

    小鼓子不沾烟酒,不好棋牌,常年一身工装。开了工资钱一把交,不事家务。没事泡在书堆里(有时也泡图书馆)。老婆不怨,乐做主妇。只是奇怪:上班还不够累的,看那么多书干吗?

    有一次领导们开会,闲聊到俩鼓子(会,总有一些闲聊的成分),皆露鄙夷之色。厂长却说:大鼓子凡事能办,小鼓子无事不通,都有点“东西”。众人又赶紧称是(此官场常景也)。不管怎样,俩鼓子算得上厂里的闻人。现在不一样了,厂长们是没空闲聊到工人的。

    小鼓子讲的“事”,很多,很杂,也很新鲜。有一次,大家议论起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当时,那可是大家受教育的革命经典影片。小鼓子凑了过来,语出惊人,他说,电影里布哈林暗中帮助特务,故意给列宁的警卫长瓦西里指错路,导致列宁被刺身负重伤这个情节不对。布哈林不是特务,相反,之前他还劝阻列宁不要去那次演讲。列宁没听,才真出了事。这种颠覆言论,不但把大家吓了个半昏,还被人告发了。领导立马派人来刨根问底儿,追查反动言论。小鼓子却很淡定。告诉人家,这是列宁夫人讲的。领导说,不可能。小鼓子说,你们查书去。再问,却三缄其口了。领导费了很长时间,总算在《列宁回忆录》书中查到了。才没了说辞。大家松了气,只是恨那个告发的人。乱骂一通却又不知道该骂谁。

    小鼓子爱讲外国故事,什么基督山复仇、福尔摩斯探案、《红与黑》、《复活》、《茶花女》、《悲惨世界》、《九三年》、《海底两万里》、《马丁·伊登》等,轮番讲,不重样。关键处,总爱起身说句;“干活了!”犹言“且听下回分解”。记得他讲过一本苏联小说《朱拉》,老厚的两大册,讲的是一个土著年轻猎人朱拉千里追寻被白匪掳去的未婚妻的故事。其中,朱拉辗转来到中国境内落入险境,危急中奇遇走散的爱犬,被义犬所救一段,非常感人。最后,在边境雪山上,筋疲力尽的朱拉,没有忘记红军政委的教导,撇开自己的情敌,用仅剩的一颗子弹,击毙了妄图从另一方向逃出国境线的“祖国的敌人”——白匪大头目。那书我借来读过,故事精彩,文字耐读。好多年了,我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它没入苏联的主流文学吗。

    1976年清明前后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突然有人告发小鼓子传播过天安门事件反动诗抄,还说过“打到张春桥”反动话。这次告发的人还跳出来面对面指证。小鼓子立马被三堂会审隔离了。小鼓子一口咬定是在公共汽车上听陌生人所讲,“打到张春桥”是南京人游行喊出来的,那诗,早忘了,没记住。领导动员大家揭发。找谁谁都说没在场,没听到。一时冷场。领导一番内查外调,也没结果。小鼓子的爷爷是位烈士,母亲亦早亡,烈士遗孤,证据不足,只好不了了之。“四人帮”垮台后,有人为此事称赞过他。小鼓子说,我没那么革命,当故事讲罢了。

    倒是那位告发者,自此得号“特务”。人缘失和,受尽孤独和白眼,百事不顺,眼见着人就猥琐了。靠打小报告“进步”,古今常见,但总归为人不齿(某些领导也许不同意这个说法)。后来,“特务”也没见多大进步,人没退休,竟遭车祸而亡。不提。

    小鼓子平时还爱看《本草纲目》,粗通中医。能背“十八反”:“本草明言十八反,半篓贝蔹及攻乌,藻戟芫遂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读起来,抑扬顿挫的。大家便笑,伸出手说,给试试脉。小鼓子便扪住“寸关尺”,眯起眼,开始“望闻问切”。有求药的,偶尔也开个成方验方秘方什么的。他有个治痔漏的秘方,记得好像用猪苦胆汁和荞麦面(另有什么,不详),合为丸,内服,有奇效。有一年,“特务”犯了此症。裤档终日血呼啦的,痛的呲牙裂嘴。老着脸皮去求小鼓子,果然一剂痊愈。众人怪他不该理这个茬。小鼓子笑道,人病两说,何必。众人心里话,小鼓子,仁义之人呐!

    小鼓子特别赞成安乐死。他说,只有2﹪的人才能无疾而终,绝大多数人都是病死。怕就怕得不治之症,自己身心大痛苦,于家庭于社会都成大负担。安乐死就可以帮助这样的人无痛苦有尊严的死去。又举弗洛伊德等好多名人安乐死的事例。话间,大骂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人数百万,败坏了安乐死的名声,影响了安乐死在全世界的普及推广。大伙都笑了:算了吧,你联合国啊。死,还安乐个屁!小鼓子说,我要是得了绝症,就安乐死。大伙不笑了,都道,不说死,不说死,干活吧。起身散了。

    小鼓子退休后,不大鼓了,原因是他不爱扎堆,整天在家泡书堆,不怎么出门。总不能自吹自擂吧。有人不解,问他在家憋什么。小鼓子说,寂寞是一种清福。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梁实秋说的话。不管怎么样,一个厂际名“鼓”,一下子噤若寒蝉,太不可思议了。莫非当年之“鼓”,也是寂寞的另一种表现!

    退休4年头上,突然听说他因脚趾黑痣恶变成晚期癌症。去看他时,他写了个“黶”字,告我是黑痣的别称,音“掩”。恶变了就是癌。说话间虽有些气短,却没有痛苦的样子。孰料,两天后,小鼓子竟吞下安眠药,悄悄地“走”了。留下一纸遗嘱,仅“四不”:不搞遗体告别;不穿寿衣;不烧纸;不留骨灰。

    一直觉得小鼓子为一个恶痣自杀,不值。后来,看了《非诚勿扰2》中李香山(孙红雷饰)“人生告别会”的戏后,始知那叫黑色素瘤,极为凶险,治不了。难怪“有痣赶紧点了去”一时几成热议。

    小鼓子赵琦先生懂医,没有鼓,果然践言,到底把自己“安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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