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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厂生涯 发表于 2019-11-13 9:51:14

  • 我的工厂生涯

    仇方晓

    十三四岁时,父亲病倒歇了病号。母亲没有工作,八口之家仅靠他四十几元工资养活,生活陷于极度困境。16岁初中刚毕业,作为长子,我先是被照顾去干了两个月的临时工(拉车)。之后就业到一个化工厂。一干就是二十二年。

    我最初的工作叫做溶取。属于熟练工。工作极为简单:就是把上一道工序出来的块状“料”,取来装进大罐配料注水加热溶化,然后用水泵抽到容器里冷却后,取出结晶体,装入离心机脱水即可。我的第一位师傅姓华,刚上班,他就叮嘱我,千万学好技术,要靠技术拿人。话听着有理,可是我怎么看,这“溶”和“取”之间,毫无技术可言。说来可笑,用来冷却的“容器”竟是几十口大缸。乍来时,我还以为是腌咸菜呢。每次见瘦小的师弟小曹抡着大漏勺,撅着屁股吃力地探进大缸,把缸壁上的结晶体刮下捞出时,我常会想起司马光砸缸的智慧。

    我们的产品又名“安息香酸”。名字很好听,气味却刺人鼻痒,动辄引起喷嚏连天。华师傅却浑然不觉,什么活都抢在前头。跟着他干活,谁都不好意思懈怠,也别想超过他。休息的时候,他还会把我们洒落在地上的“料”,仔细地收拾起来。他说,这“料”忒贵,要为国家节约。有一次,我捡了块小木板,想带回家为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做壳子用。他见到后,附耳对我讲,“公家的东西,烂了也不能往家拿。”说得我回家后,吃睡都不踏实。当晚上夜班时神使鬼差地把小木板带回了厂。

    华师傅“公家的东西,烂了也不能往家拿。”的教诲,胜过若干说教,让我没齿不忘。若干年后的今天,每闻贪官落马,我甚至会想:那些贪官们,一定没有过华师傅这样的师傅。

    我还干过“硫酸镁”。最初知道要和硫酸打交道时,吓了我一个激灵,立刻想起电影《夜半歌声》中男主角宋丹萍毁容后的恐怖镜头。不料一念成谶,硫酸还真恐怖了我一把。有一天,用橡胶衣帽、手套和眼镜捂得严严实实的Y师傅,要我帮他卸掉硫酸罐上的管道。当时我只穿一条短裤,赤膊跳了上去,接过他手里的大管钳,猛一用力,“砰”的一声,头顶上一截管子被拧断了。我顿时感到如烈焰扑身,灼痛骤起。我立马意识到是硫酸浇身了,慌忙闭眼翻身跳下,跌跌撞撞地摸到水龙头下冲洗。待到确认眼睛没伤,睁眼一看,短裤已烧成了筛子状,前胸和双臂一片片灰黑的大燎泡令人惊悚,千刀万剐般的痛疼。让我后来想到,如果我是地下党,敌人泼我硫酸,我只能用自杀保证不叛变。但我没说出口,一个刚入团的少年(那年我十七岁),应该无所畏惧。

    多少年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Y师傅自己武装的像化学兵,怎么会让一个少年徒工赤膊上阵呢。每见烧灼留下的伤疤,犹闻木铎在耳,时时告诫我:行事要小心,不忘遵守规则。  

    我调到机修车间学电焊的师傅姓王,不久被推荐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我的技术大多是跟“过继”给另一位王姓师傅学的。两位师傅都非常热爱技术,干活讲究漂亮,一派“技术大拿”范儿。我和师弟都信奉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的战友钟表匠谢德的那句话:“要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摽着劲抢活干,苦练技术,一门心思要学成师傅。

    后来,我们都练成了电焊“技术大拿”,刚出徒就担当了大锅炉安装的焊接工作。厂里的技术比武和应知应会考试我屡屡夺魁,还曾打进市化工系统技术比武的前六名。至今我还保存着厂里发的写着“一九七八年学大庆技术练兵比赛第一名”的奖品——一个64开本的笔记本。有一次半夜,我被厂长的小汽车拉进厂抢修锅炉完后,被值班副厂长一句“活干的不错”,熨帖的长袖善舞。不像现在,“口头表扬”一类无关乎提薪升职,甚至连奖品也没有的奖励,已被称之为“不带响”的(奖励),不大有人在意了。可我们那一代人青春时代的纯真期是很长的。

    除了学技术,我还参与组织了厂举重队,伙伴们苦练硬拼,连续十几年夺得市化工系统团体冠军,出过省冠军,破过市纪录。曾被市总工会评为市职工优秀锻炼队(现在早没有这个奖项了),我还被评为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为此,省举重协会还奖励给我们一副“春和”牌标准杠铃。我甚至有两次被报纸表扬:一次是关于我们厂“大干快上”抢修黄磷炉的报道中,有写我冒着磷火毒气钻进黄磷炉里施焊,“共青团员……不怕苦”的句子。其实,当时我却很有些后怕。要知道那里曾出过黄磷灼伤中毒死人的事故。事发当天,我们几个人正在海边闲逛,闻讯后还跑到医院为那位伤员献过血。另一次是在关于我们厂举重队的报道中,我被“拔高”为:“不仅是大力士,还是技术能手……先进生产者。”为此,那年我还真被评了个先进。此外,我还喜欢读书、爱好文学,曾在报刊发表过散文诗歌。诸如此类,一度让我心生些许成就感、荣誉感、甚至进步感。

    但是,在工厂里,许多业余爱好常会遭到非议。没有活干,呆坐着也不能读书看报。那是违反劳动纪律。在许多领导眼里,工人练体育,那就个是玩,还要脱产参加运动会,哼!对此,我向存腹诽。当然,我知道自己不是胸怀解放全人类伟大志向的人。只指望把活干漂亮,“以技术拿人”,不让领导小觑自己。有一次,几位同事在一起吹牛,吹着吹着,就发起了牢骚(此为工厂一景)。有人为我算了一笔账:近些年全厂已有四分之一的人(次)都涨过一次“奖励”工资,你都没沾边。还吹什么这个那个!一下子算得我,恰似冷水浇头怀抱冰,浑身透凉。忍不住惴惴地去问领导,领导满脸政工的笑容,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一下子明白了,在领导眼里,自己原来竟是这么不堪!一时臊得恨地无缝,直想自掴耳光。一下子短了气、灰了心。渐渐萌生去意。

    后来,因为和斥责我脱产参加体育比赛是“不务正业”的顶头上司干了一架,我被“调”到了锅炉车间。那位夸我“活干的不错”的副厂长,顺道用自行车驮我去报到的路上,还抚慰我“人挪活”什么的。不久,那里委任我执掌保全班,统领十几个人、五六个工种。后来,又任命了一个不脱产的车间工会主席。很快却又说我尚未提干,只能任副职。还“安慰”我说不再安排正职云云。这般原则,让我见识了“身份”在进步中的重要因素和领导的精明。当然,领导们那时还不知道我去意已决,否则,连这个副职也不会给的。其实,我心里并不在意,只是哼哈作态,虚应故事。有趣的是,不经意间,我还为车间“争创”了个市化工系统工会“职工建家活动”的先进(这多半是局工会主席带队来检查座谈时,很热情熟络地介绍我是本系统的“体育骨干”起了作用)。这个没人在意的“先进”,成了我工厂生涯中最后的“业绩”。

    一个偶然的机会,区体委借调我去参加了区里承办的山东省和全国比赛两个体育赛事的竞委会工作。大约看我还能干点“活”,有关领导意欲招我于麾下,便托故延长“借期”,启动了调入程序。孰料,厂里坚持不放。拖了近两年,大费周章,才算调成。那期间,我们厂正像文革中改的名字——“红旗”一样,红红火火。福利高的声名远扬。不少人(还有干部呐)走后门往我们厂里调。对我的“走”,颇有人表示不屑。其实,那会儿在我的潜意识里,如果领导“不放”的态度不是纯粹的横拦竖挡,哪怕有一丝挽留的意思,我也许会放弃“走”的念头(人都有虚伪的一面啊)。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这一走,无所谓“人挪活”,只为了离开那段灰心岁月。这一去,又是二十二年。

    记不得是谁说的了,人生许多经验,是要用青春换取的。等到我认识到进步是门大学问时,已经到了不提拔的年龄。想想自己,既无祖荫庇佑,又最怕求人,从小说话口无遮拦、还爱顶撞师长(班主任曾恨恨地说我永远入不了团。入厂后我拼命争取入了团,多半是为了他)。及长,诸多毛病未克反增。凡事从不懂宜忌趋避,还爱吹牛发牢骚(这更受领导诟病)。自己学来的那点技术也不曾“拿”过什么人,(那是用来干活的。“拿”不了人)。如此之下,想让领导喜欢你,提携你,也太不切实际了。再者说了,提职评先、奖励涨薪,都是有百分比的。人人都有份,可能吗!

    谁曾想,我调走不多年,我们厂渐显颓势,很快彻底垮掉。刹那间,全厂一干人做了鸟兽散,许多领导们也无“栈”可恋了。一切垂足顿胸,骂爹怨娘,都无济于事。没有人说得清,也没听说有人要负责。万般无奈化作一段“欲说当年好困惑”

    ……办完调动那天,除了办手续过程中该拜的菩萨,我没再去见任何一级领导(彼此说些什么呢)。车驶出老远,我忍不住回头对我曾经的工厂做了最后一瞥,一时心酸欲泪。毕竟,我的青春留在了那片烟尘喧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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