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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薄云天曾彦修 发表于 2018-2-7 7:29:49

  • 义薄云天曾彦修

    仇方晓

    知道曾彦修之前,先知道的严秀。是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杂文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上零星读过他的杂文。觉得他是个学养深厚,敢说真话的人。笔锋犀利、文字耐读。后来在旧书店里见到他的杂文集《牵牛花蔓》(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稍翻检,即被《编后的话》中他“绝对不把过去的错误意见删掉;反过来也绝不加上一大堆今天认为是正确的意见。……总之,不作内容、论点相反的增删,因为那是作伪。”的“(结集)修改原则”打动。对他的敢于担当,决不文过饰非的精神十分敬佩。当即买下,回家捧读数日,爱不释手,一气读完。印象最深的是那篇《略谈“阴谋文学”的老祖宗》,痛斥苏联“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是“阴谋文学”的老祖宗。指出影片中把布哈林说成“反革命”、“特务”,故意指挥列宁的警卫长的汽车走错路,导致列宁被刺枪伤的情节是“扯谎”、“编造”。文中还谈到他在1956年以列席身份参加文化部党组会议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曾发言指出这部影片的虚伪性。还当场遭到一位办公厅负责人严加指斥。篇后转载了一篇章明先生的读后感——《历史不能伪造》。章先生也是很早看出这部影片中这些破绽的。他谈到自己在1972年读到当年版的列宁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中“这天,布哈在我们家吃午饭的时候,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了之。” 一段后,发现原来布哈林不但不是特务,还劝阻列宁不要去演讲时,惊呼:“天哪!……我真像戏曲里唱的‘凉水浇头怀抱冰’,浑身起鸡皮疙瘩。原来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伪造的!”读罢二文,我也惊炸了头皮:历史还真有人涂抹啊。

    去年(2017年)春节期间剪贴旧报时,重读了2014年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中陈四益先生《〈平生六记〉与曾彦修先生》一文,才知道曾彦修就是严秀。想到最初见到《平生六记》时,因不知就里竟没有买,顿生遗珠之憾。马上让人去当当网买到一本三联出版社2016年3月3印本。可叹的是,曾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所谓六记是“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除“反右记幸”外,所记都是他为许多被定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辩冤白谤,洗清冤屈,甚至挽救生命的事。如肃反时,时任《南方日报》社长的曾彦修先生,利用“报社主要负责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在后半夜打电话与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规定,为第二天就要处决的罪名为“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一百四十多人一事,午夜电告叶剑英,并被召见,面陈反对意见。叶剑英终于下令“停止执行。”又如在“四清”工作组期间,他曾“拼着性命”,通过缜密查证、果断甄别,证明了三十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要知道,当时,他还是个“摘帽右派”。其中“反右记幸”最为人传颂。彼时,他正在人民出版社抓“右派”的“五人小组”组长(不设副组长)任上,为了别人不打成右派,主动报了自己当了右派。从一个八级“高干”沦为第一个被《人民日报》点名的“党内大右派”。他说:“要我无缘无故地去把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打成‘右派’那是不可能的。我除了自杀,就是被捕。”语如金石,掷地有声,令人击节。陈文中还讲到,曾彦修先生曾苛责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违心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通过了解和分析,表示要把自己“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其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前辈风范可见一斑。

    秦颖先生《影像手记·严秀(曾彦修)》(2012年11月20日《文汇读书周报》)中,有一则曾先生自撰的简历云“曾彦修。四川宜宾市人。1919年生。1937年在成都联中读高一,同年12月赴延安。1938年3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处学习及工作。1949年11月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1954年春调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工作。1957年定为右派。1960—1978年长期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1979年后调入人民出版社任总编、社长等。1983年退休。终身职业为书报编辑。偶用笔名‘严秀’等写点东西。”没有讲过五关,没有温习苦难。平淡一段话道出曾先生的豁达与淡泊。

    窃以为,如此资深的八级“高干”,如果和好多人那样,圆滑一点,顺水推磨、顺风扯旗。明哲保身乃至进一步发展都是可能的。但是曾彦修先生没有,所以,才有了常人不备的人格魅力。一如宋木文先生在《读〈平生六记〉致曾彦修同志》中说:“你为了不打别人的右派,自我申请当右派,如此高风亮节,我平生还未听说有第二人。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见2014年8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其实曾彦修先生即使在右派改正以后,依然能够奋不顾身仗义执言。1980年初,杂文家冯英子因一篇杂文被批,批评者给他戴了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曾彦修挺身而出,上书胡耀邦。胡耀邦很快做了批示:“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对于冯英子的欲加之罪,烟消云散(引自曹正文《珍爱的签名本·记曾彦秀》)。无独有偶,1984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严厉指责,说人民出版社“有方针问题”,变成了“自由主义出版社”。事出突然,上纲上线。已经退休的社长曾彦修先生认为这些批评不符事实,抱病写了两万言的申诉书,直送总书记及政治局、书记处,直截了当表明态度:“我不同意乔木同志的这些谴责和结论,因为他讲的那点理由实在无法成立。我并请求他收回这些没有道理的谴责,正式向人民出版社道歉。”并详尽列举了事实根据。最后,曾先生这样写道:“我讲了我的不同意见,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不然,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无法在这种极端屈辱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我如果不明确表示我的不同意见,我就不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曾先生的直言诤谏,使人民出版社避免了又一次折腾(参见陈四益《〈平生六记〉与曾彦修先生》)。

    写这篇小文前不久,我又在书店淘到曾彦修先生的《京沪竹枝词》(东方出版社2010年8月版),包背装,大字直排,古香古色。所载大多是曾先生在1970年后,在五七干校期间成于脑中,后来靠回忆录出的五绝与七绝式通俗诗歌。写人写事,无不直抒胸臆,笔触幽默中略含苦涩,又极具史料性。如《观陈、朱、黄、巩诸家小品有感》中“笑极还须有眼泪,多为工农说几声。”句,笑泪中想的还是为百姓说话。末一首《九十自励》云:“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老先生谦虚了,先生一生仗义执言,不惧权威,勇于献身。何止“未整人”,而是救人多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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