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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氏尚书府走出的蒲松龄 发表于 2017-12-4 7:37:58

  • 淄博师专省举重冠军赛工作照

    从毕氏尚书府走出的蒲松龄

    仇方晓

    连续三年在淄川淄博师专参加每年春秋两次的省举重赛事期间,多次在该校内的奂山双峰之麓的“环山运动场”(字形水泥路)遛弯时,常常会想起蒲松龄七十五岁那年,赴周村区西铺村毕府(今毕自严故居)为毕际有夫人去世吊唁,归途中写下的诗句“五年不践奂山路,乍到山头路欲迷。”(《奂山小憩》)。每每思飞遐想:仿佛自己正走在留仙当年的足迹上。耳畔阵阵松涛声中,犹闻鬼神狐魅切切之语。一时心绪不可名状。

    今秋的比赛报到时,想到这可能是在这里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遂决定去拜谒毕自严故居(蒲松龄书馆)。正巧比赛刚开始,便因停电得一日闲。于是请周村小F带路,携几位同仁驱车前往。不远的路,又靠着GPS的导航和小F的指点,很快就到了。只见大道边赫然立着一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坊额镌刻着“四世一品”四字,中门柱上镌有联句云:“豸冠迭持凤诰频颁民部第;门风可范诗礼祚胤尚书家。”上联中的“民部”是《聊斋志异》中《杨千总》篇里“毕民部公”的原型,即毕自严。过牌坊直行片刻便到了“民部第”、“尚书家”——毕府。院大门的匾额题为“蒲松龄书馆”,门右侧挂了块“蒲松龄纪念馆分馆”牌子,想是与淄川蒲氏故居的蒲松龄纪念馆遥相呼应。门外宣传栏内的简介和淄博市政府公布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1984年6月28日)都是标的是“蒲松龄书馆”。要不是山东省政府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2006年12月7日)标的是“毕自严故居”。不知道的还以这里的主人是蒲松龄呢!

    毕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明洪武年间定居西铺。毕氏七世祖毕木先生,即稍有文名。木有八子,“二登甲、一登科、一明经、一食饩、余青衿。”其中,四子毕自严(1569—1638),字景曾,号白阳。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松江府推官,累迁至户部尚书。毕自严之子毕际有(1623—1692),字载绩,号存吾。清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江南通州知府。后世者中举登科者亦众,正所谓“凤诰频颁”。

    跨过门廊不远就是振衣阁。这是一座带外廊的三间二层飞檐雕栋的阁楼。传是崇祯八年(1638)毕自严在尚书任上遭污被黜,回家一年后得以昭雪重新启用期间命名。取意洁身自好,不沾污垢。一层大门之上二层外廊的围栏上,悬挂着一块大匾额上面镌有“振衣阁”三个金色大字,大门前廊柱上有副联抱柱联云:“万卷书当南面富;一帘风扶北窗凉。”门前有一株千年古松。据说当年树冠郁郁葱葱,美若蝴蝶翩然。故又称“蝴蝶松”。但我们见到的已是全身涂了一层防腐涂料的枯干,靠支架支撑而立。俨然毕自严所云伛偻如揖”(《石隐园记》)。已很难想象蝶舞之姿了。当代诗人姚焕吉《蝴蝶松》一诗的题记中称是“不久前”枯死的。很是令人惋惜。振衣阁的后面,就是万卷楼。楼是在原址上照原样重建的的三层阁楼,飞檐雕栋,通体赤色。顶楼门匾额赫然三个大字:万卷楼。清末状元王寿彭曾题联云:“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起风云。”。一层大门的匾额却为“毕四海文学藏馆”。门前廊柱上抱柱联为今人书写云:“万卷藏书益子弟;十年树木起风云。”与王状元联中有二字不同。缘由不详。毕四海据说是毕氏后人,当代作家。惜万卷楼亟待修葺已停止开放,未能得见所藏。  

    现存的毕府,到万卷楼戛然而止。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面积四十余亩的十分之一。其它如景致入胜的园林—石隐园;五层的毕氏家眷住楼等原有的主要建筑已荡然无存。现有的也多是重建、翻建甚至是“创建”。如东厢那间“故事厅”,想必就是为蒲松龄而创。里面设有《聊斋志异》中《王六郎》、《书痴》、《红玉》等篇的人物场景造型,望之栩栩如生。倒也不俗。当中还悬挂着郭沫若的名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当是从淄川聊斋处复制而来。而真正毕氏的遗物却是凤毛麟角。其实毕府中的文物,如传为米芾玩赏过的灵璧石(海岳石);顶有三点遇水星亮的三星石;状若青蛙的蛙鸣石;整根黄杨木雕刻的木影炉;还有蒲松龄在毕府坐馆时下榻和写作的绰然堂里的原匾额和卧床桌几,早都搬到了淄川“聊斋”。据说毕府里已没有一本毕氏藏书。原藏书情况亦无文字详介。早在蒲松龄于斯坐馆时,万卷书楼藏书已达五万余卷。毕自严去世后,其子毕际有一如其父爱书藏书,自称“书欲买时不论金。”并将父亲的遗物和藏书全部移到了新建的振衣阁里。据藏书家韦力先生介绍,后来,随着毕氏家族人丁兴旺,分成多支,藏书也随之分散。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命令毕氏各支脉的藏书全部集中到大队部,焚为灰烬。有幸的是,1964年淄博图书馆从毕府运走了两马车藏书。文革后,著名聊斋研究的先驱、学者路大荒先生(聊斋匾额的字就是他写的)把自己早年收集的毕氏藏书捐献给了山东图书馆(参见韦力《书楼追踪》)。也许原藏书的展出有困难,但搞一些毕氏原藏书、藏书印、毕氏著作的照片和文字展览应该不难。何以为烘托蒲松龄苦读形象,去搞个与毕家藏书无涉,只摆了几“部”假古书的书架呢!

    蒲松龄在毕家,年收入不多,不足以改变其穷困潦倒的家境。但在他游学长达五十年间,在毕家设帐就有三十多年,比在自己家住的日子还长。这自然与毕家的热诚相待有关。当地有个传说,毕际有七十寿宴时,主持毕际有的侄子毕世济,亲自把迟到的蒲松龄延为上席。惹得满座贵胄乡绅冷颜相向。席间,周村的清廷“贰臣”,“进宝尚书”李化熙,“请”蒲松龄以丫环手中的针即席赋诗,想藉此捉弄他。蒲松龄应声口占一首打油:“远看好似一条银,近看却是一个针。腚上长着一个眼,光认衣裳不认人。”听罢,四座面面相觑,李化熙更是瞠目结舌。唯有毕世济笑颜祝贺。另外,《聊斋志异》中还收入毕际有撰写的《够鵒》和《五羖大夫》二则,两篇末句皆为“毕载绩先生记。”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写了八首七律诗沉痛悼念,中有句云“伤心最苦在离忧。”蒲松龄告老辞馆居家聊斋五年后,毕际有夫人去世时,他不顾七十五岁老迈之体赶去吊唁,并为之写下墓志铭。回家后不及一年,便在聊斋中“依窗危坐而卒”。足见他与毕家感情深厚。更重要的是,蒲松龄在毕府,采风于隐园,读书于万卷楼,写作于绰然堂,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大大激发了创作热情。不仅《聊斋志异》成书于毕府,蒲松龄现存的大多数诗词也都是在这里写的。毫不夸张地说,是毕氏尚书府造就了蒲松龄。

    如今的毕氏尚书府,早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府名都几乎不具毕姓。难怪最初打听毕自严故居时,不提蒲松龄竟鲜有人知晓。而随着蒲松龄的研究几成显学,留仙声名日隆,蒲松龄故居也早已脱贫成“高大上”了。难道昔日的尚书府,真的要靠这位世界级的“留仙”先生留名吗?真想象不出毕馆东们和蒲塾师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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