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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的名人书斋趣谈 发表于 2017-6-2 13:40:05

  • 数字中的名人书斋趣谈

    仇方晓

    历代文人雅士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一个名号。据说此风是从唐五代印刷术发明和广泛运用,书籍大量产生之后兴起。书斋名号无不反映出主人的身世处境、情趣志向、境遇心态、自我定位,甚至还会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闲来撷取了几个数字打头的书斋名号,探其出典,敷衍成文,消得许多寂寞。

    “一”字打头的斋号有两位和鲁迅有关,赖少奇的“一木一石斋”和何满子的“一统楼”。赖少奇(1915—2000),著名版画家,早年参加鲁迅先生倡导的木刻运动。与鲁迅有书信往来。“一木一石斋”取自鲁迅1935年6月29日复信中“……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句。赖少奇铭记鲁迅先生的教诲,坚持从“一木一石”做起,终成著名的版画家、国画家、书法家。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斋号“一统楼”,盖因居室局促,集卧室、餐室、会客室、书房于一身。取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句而成。何满子著述宏丰。杂文尤以文笔犀利名世。人称有鲁迅遗风。虽曾身陷“胡风案”、“反右运动”;“文革”中又遭冲击。然至老不改初衷。六十岁后,更进入写作高峰,三十年间,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五杂侃》、《人间风习碎片》等一系列杂文集。

    “二金蝶堂”,出自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祖上一段动人的传说。他的先祖赵万金素有孝名。为寻客死异乡的父亲墓葬,不避艰险历经七载在山西大同找到。正欲开穴要负尸骨移葬故里,忽见墓穴里飞出两只金蝶。赵之谦取此书斋号,以期铭记这段传说。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又字撝叔。浙江会稽人。咸丰九年进士,五应会试不第。后来只当过鄱阳、奉新、南城等地知县。仕途不畅却没有影响他成为诗古文书画篆刻大家。他的创造的“颜底魏面”的魏楷书法,更是名满海内。

    “三松堂”,记有两位堂主都是因居处有三棵松树而名者。其一潘奕隽,字守愚,号三松。乾隆三十四年进士(苏州望族潘氏家族第一位进士)。藏书家。官至户部尚书。为官不几年便乞归故里。其《三松堂集·王昶序》称:“庭有松翠可爱,日夕吟啸其下,因以名堂,且以名集,欲自比岁寒矣。”其诗《三松堂夜坐》中有“泾萤依露草,纤月挂松关。”句。据说潘奕隽故居在苏州马医科,与俞樾故居“曲园”比邻。其二冯友兰(1895—1990),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他晚年取“三松”,以此表示挺立奋进之志。他在八十五岁高龄时,用十年之功重写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引世人叹服。

    “四树斋”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以他在北京居处手植的梨、白杏、蟠桃和紫丁香四棵树而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闻后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彼时胡风正在一片批判声中,加上妻子梅志的劝说,终于没有再用这个书斋名。然而,其后仍未脱厄运,终因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四年。

    “五亩之园”园主陈半丁(1876-1970年),即陈年。字半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陈半丁师承任伯年、吴昌硕,又师法陈淳、徐渭、石涛、李复堂、赵之谦诸家。终成著名画家、书法家。其画尤擅写意花卉,书法以行草见长。1937年在友人资助下,在北京购得一所洋楼,因其占地五亩,故名。同年,陈半丁拒绝日伪政府的聘请而辞教。并刻“疆其骨”和“不使孽钱”两印明志。文革中,曾遭到康生使人抄家迫害,这两枚印章竟成“反党”罪证。

    “六场绝缘斋”是当代藏书家、学者、作家龚明德的书斋号。“六场”者,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舞场之谓。后泛指“与书无关的地方”。流沙河先生曾赠给他一副联句云:“陪着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龚明德先生潜心读书、藏书(四万余册),写书、编书,成绩斐然,均得大名,便是得益于这种“六场绝缘”的定力。

    “七录斋”,主人张溥(18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明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读书必先手抄,读毕便焚烧掉,再读再抄再焚,如是者凡七,直到熟记。因取此斋号自励。史有“七录七焚”佳话。诗文与同乡张采齐名,并与组织复社,继东林党批评时政,声势极盛。所撰《五人墓碑记》已成传诵名篇。

    “八经室”是诗词家、书法家、收藏家袁克文为所收的宋版巾箱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诗》、《孝敬》、《论语》、《孟子》专辟的藏室之名。袁克文(1890—1931),袁世凯次子。字豹岑、抱存。因获宋代王晋卿之《蜀道寒云图》,又取号寒云。袁克文反对父亲称帝,因写《感遇》一诗暗讽,遭到软禁。

    “九水山房”,清代儒学家嘉毕亨的室号。毕亨(1724—1777),山东文登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少从戴震游,精训诂之学,尤长于《书》。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因酷爱青岛崂山九水风光,故名其居为“九水山房”,名其文集为《九水山方文存》。

    “金石录十卷人家”之号多人用过,皆为十卷宋版《金石录》。清初浙江藏书家冯文昌因得此书,刻一印章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冯身后江立(清安徽人。工词,与江昉齐名并称“二江”)得其书。不仅复刻此印,并题其斋曰“金石录十卷人家”。传为艺林佳话。再后来,此书先后归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编修。道光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韩泰华(浙江人。清道光间官陕西潼关道。晚年侨居南京,藏书家)、潘祖荫(潘奕隽后裔,清咸丰进士,探花。藏书家)等多人收藏。其中多有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者。此书最后从潘家逸出,曾流入北京琉璃厂,现由上海图书馆收藏。

    “百”、“千”、“万”三个汉语自然数,除了表示数量的本义外,与它们组的词中常有“极多”、“全部”、“长久”之义,并不代表一个整数。众多“百”、“千”、“万”打头的书斋名号亦莫不如是。如学者、书画家洪丕谟(1940—2005)有斋号“百尺楼”,乃取其家居14楼高近110尺意。古今斋号“万卷楼”的不少。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南宋诗人、藏书家尤袤、清代学者、戏曲理论家李调元、著名苏联文学专家、翻译家戈宝权等,其实都藏书过万。而学者陈玉堂(1824—)则有一个很响亮的书斋名:“千秋万里室”。其含意一是他酷爱所藏水盂,虽有斋号“百盂斋”,实则所收已逾五六百件。且年代自秦始皇之前至民国之后,历代皆有,古云“千秋”。其次他又致力于收集我国近现代人物的名号,共已收14165人(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这些人遍及神州大地,纵横“万里”。故合称“千秋万里室”。此中“百”、“千”、“万”,俨然“大数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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