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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举重情结 发表于 2014-1-13 9:19:21

  • 举重裁判同仁    左起:赵志华  作者  贾明  姜凯  于洪兵


             

             我的举重情结

    从小学到初中,我之于体育,除了和许多海边的孩子一样,无师自通学会了游泳外,还喜欢举重。这缘起陈镜开,小小个子举那么重的杠铃,开打破世界纪录。很为中国人争了气。他和后来相继打破世界纪录的陈满林、黄强辉、赵庆奎、肖明祥几位,都是我敬仰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其实,所谓喜欢,只是做看客。那时候,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父亲病倒,饱饭难求,哪敢搬弄这般铁家伙。平时,除了到区工人俱乐部看人家练,就是搜集刊载他们图片和故事的《新体育》和报刊,经常翻看,以解无由亲炙之憾。新闻纪录片里短暂的举重镜头都会让我兴奋好一阵子。成为他们那样的大力士,成了我一个神话般的梦。

    1964年底,我进了工厂,我发现工厂的师傅们,颇有几位举重爱好者,礼堂里还有一副杠铃。只记得自己偶尔翻起了一对大片子(60公斤),一位师傅说我举的超过了自己的体重,算有劲的,劝我练练。但是我是三班倒,和他们的时间对不上点,始终也没有去练。

    不久,“文革”骤起,国内取消了举重,恨得我牙根痒痒。1972年,正当大家早已厌倦了文革枯燥无聊的生活时,听到国内恢复举重的消息,立即搞起了厂举重队。我当然成了积极的参与者。那时候,物资匮乏,礼堂里的那副杠铃也早已不知去向。我便去“二体”李书章老师那里,测绘画下图纸,回厂依样画葫芦,自己动手制作。我们当中车钳铆焊工种一应俱全,不乏技术高手。我们做出的杠铃几可与正规产品媲美。只可惜杠铃杆钢火不行,一摔就弯。所以,我们都很爱惜杠铃,轻易不摔,养成了“双手伴随横杠放下杠铃”的好习惯。这也是早先举重规则中的要求,后来,我每次考裁判,这一条,从来没有漏答和错答。如今,杠铃片都包胶了,比赛中,这一条不怎么强调了。见到运动员狠摔杠铃,还是心痛,恨不能给他判个红灯。

    为了提高成绩,我们四处求教名将名师。我还争取去参加了省举协举办的教练员学习班。大约是“表现”还可以,不仅当了班长,临了,省举重协会还支援我们厂一副标准杠铃。从此,大家练得更加起劲。后来,我们的举重队连续12次夺得全系统团体冠军,破过市记录,出过省冠军、一时声名遐迩。还曾被市总工会评为市优秀职工体育锻炼队,上过报纸。成了厂里的“明星”。说起我们那个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工厂,举重队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些年,每年的举重比赛成了我们厂的节日。鼎盛时期,两千多人的厂,最多竟有近百人参赛,蔚为大观。比赛的时候,从厂长到工人、从家属到幼儿园,都是热心观众。时不时还会喊出:“挺胸别腰,耸肩提肘!”之类的行话。之后,比赛的优胜者还要组成厂队,脱产集训(工厂里,只有领导、准领导、党员劳模,才有脱产机会,“脱产”差不多是一种令人艳羡和嫉妒的政治待遇),出征市行业系统比赛,有的还会入选行业(局)代表队参加市比赛,继续脱产集训。几番下来,都会得到一大堆花里胡哨,很百货也很实用的奖品。颇惹工友们眼热。自己不免也很得意,个个觉得有健将可当。

    不料,“人有旦夕祸福”。我突然得了一种头晕病,平时好人一个,隔三差五突然犯病,犯起病,晕天旋地呕吐不止。后来被权威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说是世界疑难病症,虽不死人,却无法根治。这病犯起来毫无征兆和规律,好像腰里被人别上一枚定时炸弹,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命悬一线,整日惴惴不安。这一来,别说健将当不成,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不少人劝我别练了,会出危险。我不服,笃信“生命在于运动”。当不成健将,就以举重健身治病。还赌气在举重房墙上写了句:“非练死不可!”与“美尼尔”暗中较劲(现在看来颇有点蛮干色彩)。不但练,比赛也还参加。领导们很疑惑:这哪像有病的人?批病假条就很不情愿。后来,几次在厂里发病,厂医们针药罔效,束手无策,只好派救护车送进大医院。领导们也唬的不轻,始信并非诈病。只是不理解,都得这号病了,还练的什么劲!

    1976年毛主席去世,市比赛取消,我们系统解散集训队前,集合参加追悼会时,我突然犯了病。自学中医的领队孟君把我弄到他家里,开始了针药并举的治疗。甫半年,竟奇迹般把“美尼尔”赶到爪哇国去了。后来,那天没去参加追悼会的我,竟被传为因毛主席去世悲极晕倒。也算是一段趣话。后来,孟君随访多年,也很惊奇我三十多年未再犯病,很认真地说,治疗中举重管了大用。

    后来,我结束了工厂生涯,离开了我们的举重队。但是,举重情结依然浓的难以化解。至今,就是街头巷尾,见到练杠铃者,也会驻足看上一大阵子。但有机会,自己还会去摸杠铃,举几下(多是卧推了),出点力,冒点汗,立感全身通泰。在我们家里,电视里只要有举重节目,必是首选频道,哪怕是在半夜,画面一现,家人也会立马喊醒我。                      

    为了能更多地接触举重,便去学习作裁判。因为裁判员离比赛最近,聊可满足亲近之欲。裁判员要考试,于是背规则念英语,加紧操练。数年下来,从市里省里到全国,一路考到国际级。好不辛苦。那年,郑州赶考,绕道去烟台与王惠田兄会和。他特意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帮我们昼夜临阵磨枪。临行那天凌晨,他妻子烹菜温酒为我们饯行时揶揄道:“哥俩像是秀才赶考啊。”王惠田是位善于经营家庭,极富生活情趣,而且也是极其热爱举重运动的人。好多年我们俩轮流值长,结成省赛裁判的“黄金搭档”。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惠田却因车祸溘然去世,年仅57岁。令人扼腕长叹,天道不公,人世无常,竟至如斯。

    作了裁判,参加比赛的机会便多了。让我开心的是,比赛期间,我陆陆续续见到了少年时代心仪已久的大力士们。但有接触,必恭敬致意。有一次,×比赛东道主慢待了以组委会名誉副主任出席的黄强辉先生(已退休)。一气之下,作为副裁判长的我,在闭幕式上溜了号,一帮人拖着黄先生喝酒去了。

    我作裁判,坚决执行规则,厉行公正执法,却始终做不到心平气定。见到运动员举出好成绩,便心里叫好、当面祝贺,仿佛自己帮了人家的忙。失败了,就会为之惋惜,特别是,运动员已经举起来了,因为举的过程中,有犯规动作按下红灯时,心里总会咯噔一下,老大不忍的,很有点情绪化(也许这就是自己某种不成熟的表现)。那只按裁判器的手总是捏着把汗。想想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就是规则!生活里不是也有许多“规则”吗?规则,是不能违背的!

    我是个情商不高的人,不通世故。这对我影响不小,诸事不得要领,百般难入领导法眼,常惹领导不高兴。人居边缘,难入核心。思来难免灰心。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举重的热心。比如作裁判,不管赛事大小,从加杠铃片到做裁判长,我都会一样认真、卖力。单位有位领导弄明白作裁判与升职提薪无关后,颇为不屑地对我说:“你工作也像干举重裁判那么热心,早进步大发了。”语存善意,却不敢苟同。不才如我,自信不笨,工作还算有点能力,也讲究认真。可一直进步不显,实在辜负领导!孰知进步是项“综合工程”,学问大焉。我参不透,不说也罢。转念一想,幸亏作裁判员与“进步”不挂钩。否则,就不大可能有我什么事了!  

    我爱举重运动,不仅仅是因为举重是奥林匹克家族中最古老的竞技运动之一。还因为举重比赛是一项钢铁一样实实在在,靠自己的力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竞技项目。日趋科学的裁判设备,保证了裁判员独立判决,少数服从多数的运行机制,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比赛的公正、准确。再黑的“大佬”,也休想操纵比赛。谁也不可能帮一个运动员,把足以拿到冠军的重量举起来,也不可能把运动员成功的成绩“黑”掉。我负责任地说,举重裁判是中国体育界里很正派、很优秀、也很清白的裁判队伍。而举重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屡屡打破世界纪录、折桂夺冠,爆发出“中国力量”的场面,更是让人血脉贲张,倍感自豪!

    前些日子,收拾书柜,偶尔翻起几本红蓝色的裁判员证书,里面密密麻麻填满了自己裁判工作的经历。望着“负责人”栏里一个个签名,许多往事常常会浮现在眼前。这些熟稔多年的四方同仁,因为举重,多少次相聚于大江南北,因为举重,我们曾经相识、相知(当然,也有过争执、误解、甚或是曲解)。随着年事弥高,时光流逝,暌隔日久,聚少散多,许多人注定会渐渐地相忘于江湖。这些签名和每次赛事的许多照片(人云,举重的真爱照相,信然),都成为值得欣慰的纪念。

    举重运动是人们增强力量不可或缺的练习手段。而力量是人体进行体育运动的首要素质,是获得运动技能和优异运动成绩的基础。故有人云:“力量乃运动之父。” 而我更愿相信:“举重是运动之父”。人会老去。举重运动不会。它必将和奥林匹克运动一起“更快、更高、更强!”

    举重,给了我梦想,给了我健康,给了我快乐。我爱你,举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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